第六十九章 余韵（六）

1935年1月2日，江云指挥23师全体搬往道县县城，四关方向只留骑兵营和工兵团一营守卫，于其说是守卫，还不如说是警戒合适一些。

进县城后，在李清和胡征的安排下，几个团都留在了城外扎营，直属部队进城驻扎，原城防司令部改为23师师部，当天晚上又招集所有部队的领导开了个见面会，由罗荣恒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这个见面会说到底其实就是为了让下面的干部跟新任的政委见个面，具体的事情都没有说，事实上如今该往何处也没有人清楚，大家伙都看着江云呢，反正他说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呗。

在接下来的党委会议上，李清和胡征都做了工作报告，跟据李清的报告，现在辎重团经过扩编后人数达到了1500人，这是一个正常的团级编制，新兵团就多了，因为除了各部队整编和送给中央的之外，再扣除要还给国军的那些军官和骨干，还有近千名湘军伤员和近千名中央军俘虏，这些人全都纺入了新兵团，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新兵团全部是俘虏组成，只有干部才是老红军，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很稳定还说不定，谁也不敢保证。

对于他说的这个问题，江云明确的告诉他用担心，很快就会从湘军那里救出部分老红军战士，湘军俘虏的红军战士基本上都是一三军团的，全部是百战精英，跟桂军俘虏的八军团的战士不同。等把这些人救回来后，暂时放在新兵团进行学习磨合，要不了多久，又会多出一个主力团来。

接下来李清又汇报了这些天在俘虏中进行的谈心诉苦运动的事情，总的来说，这一招对湘军比较好使，但对中央军就不太好使了，每一次谈心诉苦的时候，湘军俘虏中发言比较极积，但中央军俘虏这边就很沉默。

江云看了看罗荣恒，对李清说道：“这个很正常，中央军再混蛋，但在普通军人中间也是保持着一定信仰的，而且他们有着一种优越感，他们才是正规军，咱们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到处流窜的土匪，所以对待这部分人一定要有耐心，但也不要太担心，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我们保持谈心诉苦活动的正确进行，他们迟早会被感化的。李清同志，罗荣恒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有我军有名的政工专家，以后这方面的事情你要多向他请示。”

李清就站起来说是，罗荣恒忙让他坐下，说：“你别听师长乱说，咱们还要互相学习嘛，比如这个谈心诉苦活动，我就不比你们在行。”

江云又看向胡征，胡征意会，就开始汇报后勤辎重方面的事情，综合道县和四关两方面的情况，现在全师的辎重储备情况还不错，上次一共留下了17万5各块大洋，根据中央指示，经全师每人发放两块的奖金，那么就得花去差不多3万6千块。

听到这里，被罗荣恒打断，问江云：“师长，咱们师到底有多少人？”

江云一怔，笑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给编制，人都是合部队的领导去俘虏中间拉人，咱们有五个大团，一个团满员是2500人，那就是12500人，再加上直属的骑兵营、警卫营、炮兵营、特务营、重机枪营等等差不多得1万5千人，算上辎重团、工兵团各1500人，那就是1万8千人，正好，3万6千块银元，呵呵，不过如果加上新兵团的话，咱们师可就有两万人了。”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罗荣恒这几天一直忙着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装备情况、物资供应请况，还真是没有仔细算过人数，在他的想法里，五个团加上直属部队的话，差不多赶上一个军团，也就是一万二三千人吧，没想到居然多出这么多。

听到这个数字，他惊讶和看了看在座的几人，见大家伙表情都很正常，才知道这还真是自己没见过世面？就说：“这么说来，咱们已经赶上一个军团了？”

江云看着他苦笑道：“如果单从人数和武器装备上看，我们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军团，特别是在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方面，别说一个军团了，就是整个一方面军或者整个四方面军都比不上我们，但如果说到战斗力的话，咱们肯定比不过一军团和三军团，我们的老战士比例太低了，虽然思想工作和训练一直都抓得紧，但总要时间进行磨合嘛，这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罗荣恒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中央从各军团调来的那四个连队和一个干部队，这几天一直在各团观摩和熟悉部队情况，现在是不是可以分配了？”

王光道就拿出一份名单说：“那个干部连里面有三个是原团级干部，有十二个是原营级干部，其他的全是连排级干部。三个团级干部分别是原红七军团副团长梁三喜、原红十三军宣传科长邹平原、原红八军团团政治部主任方文声。”

江云想了想，就说：“这样吧，政治部和后勤部本来就事情多，再让李清和胡征兼任新兵团的团长政委不太合适，现在既然有干部了，就让他们来干，可以让梁三喜同志担任新兵团长，方文声任政委，邹平原同志可以担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其实我倒是想成立师保卫部，现在咱们仗是越打越狠，队伍是越来越大，面临时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复杂，保卫工作不得不加强了。”

就听罗荣恒说：“我对这个邹平愿同志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原来是地下党，从事秘密工作已经十来年了，三年前因为身份暴露才回到苏区工作，十三军改编后他被放到保卫局拉任巡视员，半年前被撤职，本来是要审查的，但后来瞿秋白同志说情，才没有再揪住他不放，长征之前才把他编入干部团，如果我师要组建保卫部，他是最好的人选。”

江云这下可真是高兴了，忙道：“他就这样，任命他为23师保卫部队，咱们现在师党委是五个人，太少了，我看可以把他吸收进来，还有副参谋长林中则同志也一样，让他们两个也进入党委会。”

罗荣恒点点头道：“我看可以，这两个同志一个负责内部保卫，一个负责外部情报，职务任务都相当重要，进党委也合适。”

江云就接着说道：“那就这么定了，散会后向中央请示把林中则同志和邹平原同志吸收进党委。另外那四个老红军连嘛，我看就全部补充进67团，这一次四关守卫战他们打得很艰苦，损失太大了，参谋长，你告诉蔡立中和王南平，这四个连给他们可以，但是他67团只有2500人的编制，不能超编，多出来的人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王光道就笑道：“那就让他们挑四个连队的新战士出来交给新兵团。”

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江云才想起胡征还没有汇报完呢，就让他继续说，胡征又说到了武器方面，现在部队已经齐装满员，除了送给中央的武器弹药外，在辎重团存放的还有六千多支中正式步枪，其它的武器已经没有库存，另弹药方面除了部队携带的五个基数和各团辎重连存放在五个基数外，辎重团这边还有迫击炮弹山炮弹300发、1200发、重机枪子弹10万发、轻机枪子弹30万发，步枪子弹80万发，手枪和冲锋枪子弹加起来共有十三箱。从数字上看不少，但是如果算上23师现在的近两万人的话，平均一下，已经很少了。

在其他物资方面，从灌县开始，后勤部就一直在鼓励群众做军鞋、军被、军装，除了现在战士们每人两套之外，现在库存的还有一万套，如果一直在道县住下去，还可以增加，但是布匹是个困难，之前的布匹都是从周围的县带过来的，现在只怕那些地方也断货了。粮食方面情况也不错，如果人数不再增加，那么还可以吃上两个月，这些粮食一部分是从国军手上缴获的，一部分是从当地的粮商手上买来的，另外，辎重团还收购了一批腊肉，大概有两万近左右。

听完他的汇报，江云就表扬他：“后勤部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花钱跟商人买东西这一点做得很好，我们有些同志啊，总认为有钱就是坏人，只有穷人才是好人，这是一个误区，必须要让同志们认识清楚，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有钱或者没钱来评价的，普通的商人凭本事做生意，加强物资的流通，赚取合理的利润，那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咱们总不能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商店抢光，把所有有钱人杀光吧？真要是那样的话，就不是闹革命了，那是真正的匪患，当初在中央苏区，为什么做生意的都跑光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对他们不够尊重嘛。有些同志可能觉得商人太势利了，不是好人，但是我想问一下，在苏区的时候，那些生意人跑了以后，我们的日子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结果是很明显的。”

“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王朝，无论是强汉也好盛唐也好，无不是商业极为发达的时代，可是到了明朝清朝呢，不仅关闭海关，更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商人，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就换来了我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同志们，咱们闹革命，搞共产主义，是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生活好起来，那么要怎么才能生活更好？说白了就是要让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书读，人人都有饭吃，总结起来就是要让大家伙都富裕起来，可是如果有钱人都是坏人的话，那我们将来岂不是不能富裕？那怎么得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说一句说，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不错，但是在对待商人和地主的时候也要区分对待。”

“打个比方，有两个地主，一个呢，他是祖祖辈辈辛苦劳作，用心经营，有了钱就买地，慢慢的家大业大成了地主，但他却没有对任何人做出恶行，买地的价钱也十分的公道，平常让村民们给他干活付的工钱也合理。另一个呢，那就是强买强卖，甚至强抢，只要是他看上的地，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把它弄到手，坏事做尽。这两个地主我们能同样对待么？肯定是不能的，对于前者，我们要耐心的工作，要鼓励他把多余的土地让出来，或者由政府出面把地买过来，但对于后者，就不用客气了，直接镇压。”

江云说得兴起，见大伙都听得入了神，就干脆也不停顿，又说道：“那么要如何去分辩这些地主那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呢，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道理，我曾经给中央写信的时候提到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单一的盲听盲从，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物的判断必须要做到证据充足，不能看到有人说他是坏人就认定他是坏人，这个社会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存在，喜欢搞是非，喜欢挑事，咱们就不能听他的，要经过认真的调查，一丝不苟的核实，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得出结论。其实说到底，就是法律，我们红军部队军纪严明，有的部队战士犯了一点小错就枪毙，我认为这样很不好。”

“比如在咱们23师，一个战士犯了错，团长说要枪毙，他就被枪毙了，或者我这个师长说要枪毙，他就被枪毙了，这是不对的，杀人是那么简单的么？他犯的什么错，根据这个错误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些都要有明文规定，不能一犯错误就枪毙，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人，这很不好。在我看来，我们红军战士只有三种情况才能被枪毙，一是判变，二是因为他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三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去了很大的损失，只有这三种情况下才能被枪毙。但是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符合这三个条件，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以事实为依据，要讲证据，讲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