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三六章 全面爆发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晨，九时，上海杨行。

安毅在第二炮兵司令史俊仁、副司令李天恩、参谋长苏铁名的陪同下，参观已经初步落成的要塞群。

长江江防要塞并不是单一的地堡垒式要塞，而是以浩瀚的长江为参照，西边挟制长江口和崇明岛分水道，东边扼长兴岛南北两条主航道，在这片绵延十余公里的地区，以杨行、罗店、月浦为基点，配置了六个永久要塞群，每个要塞都有一个中国古代美女命令的名字。

杨行，由“西施”、“飞燕”这两个巨大的要塞群构成，月浦则配置了“貂蝉”和“班昭”两个要塞群，而罗店也有两个要塞群，即“昭君”和“文君”。

安毅此刻正在参观的“西施”要塞群，装备有一门叙府兵工厂新出品的300mm要塞加农炮，炮管外径500mm，炮身总长达到21米，最大射程25公里，加装火箭装置后，可提高射程至35公里，一发炮弹下去，就算是拥有厚装甲的战列舰也吃不消，更不要说一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重了，高达110吨的重量，使得运输和安装都是个大麻烦，因此生产了这么一门实验了多项技术后，便停止铸造。

其余的要塞炮，统一采用203mm口径的加农炮。此款型号的加农炮，最大射程已经高达30公里，加装火箭装置后，射程达到40公里，估计是这个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加农炮了。弹丸重100公斤，全长12.8米，全重35吨，足以让一切战舰面对这种巨炮的打击，感到一股发自内心的战栗。

目前所有的要塞群已经开始列装这种新型加农炮，不过由于产能有限，现在只到位了八十八门，第二炮兵的150mm加农炮还得充任一段时间江防部队的角色。目前，负责镇守要塞的新编炮兵部队，已经在叙府装船，不日东下，这个新组建的江防部队，番号为江防司令部海防第一军，暂时由路程光担任军长。

所有的巨炮阵地，炮塔均为半地下钢筋混凝土结构，炮口直对长江主航道，外部防御层形状酷似战列舰炮塔，由００～３００毫米厚的装甲板全体包裹，炮塔下面有三层永固工事，每层永久混凝土结构都厚达３０００～４０００毫米，任何想接近要塞的敌军，都将遭到巨炮轰击的命运，被203mm口径的炮弹命中可不是闹着玩的，进攻的敌军必须要有超乎寻常坚韧的神经。

除了这六座要塞外，在宝山城原吴淞西炮台内侧200米处，还构筑了武装到牙齿的“圆圆”要塞群作为观察哨。

全部要塞周围，都被永久混凝土装甲板覆盖，用半地下通道和小型铁路进行连接，在陆地部分地区，设置了数以百计的暗堡、火力点。所有的要塞炮塔，都是下沉式安装且具有绝对优势射界，理论上江面上的舰只，很难对这些防御地带进行地面攻击。而且，设计的时候，便将要塞的基本弹药，存放在了用隔水性能良好的厚厚不锈钢板铸成的地下密室中，即便要塞被摧毁燃烧，一个个半自动的地下密室，也可以确保炮弹的安全，可谓万无一失。

经过工兵将士机械化不间断施工，目前长江要塞群基本成型，接下来就是等待混凝土冷却干燥，同时增添一些辅助设施，比如，铺设环绕要塞群的铁轨，安毅的意见是未来还将以装甲列车所拥有的射程更远的列车炮，利用其高机动性来辅助要塞群进行防守。

这样，整个长江江防，就构成一个巨大的铜墙铁壁，无论从那个方向上想要突破要塞群防御，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再坚固的要塞，如果只是一味的防守，也有可能被攻破，世界上没有永不陷落的要塞，安毅目前唯一能做的，是要让要塞防御变得更加合理，死守的要塞自然会被攻破，安毅的考虑是让它具备一定的强有力反突击力量给要塞配备足够的装甲突击集群。

安毅打算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内，再给长江江防配备大量新式坦克和防空炮车的装甲集群，由密集的公路网络作为纽带，这样一只战略突击力量，对于陆地施展空间有限的长江三角洲来说，将是支能左右战局的铁拳。

视察完杨行要塞群后，安毅又在第二炮兵将领的陪同下，抵达宝山的“圆圆”要塞群，观察要塞的构筑和长江江面的情形。

“圆圆”一号要塞两座203mm口径的双联装炮塔，虎视眈眈地“卧”在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平台上，如同一艘威风凛凛的陆上战列舰。

这艘陆上战列舰，拥有水面战列舰难以具备的大仰角射击能力，而且射程内所有的目标参照物，都在详细的射击表内一旦确定敌人的战舰心怀不轨，炮弹就能结结实实地砸到敌人的脑袋上，同时，后方六个要塞群，会依据已经将整个江面进行序号划分的准确数字，将敌人的舰群全部置于炮火的覆盖之中。

检查完要塞群，安毅非常满意。

随着杭州湾“嫦娥”、“湘妃”、“郑旦”三大要塞群和长江七大要塞群的落成，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防守，基本上已经算是固若金汤，接下来就是收复已经死寂沉沉的日租界和浦东，消灭盘踞于淞沪地界的日军。

安毅打算再在浦东修建三个互为犄角的要塞群，然后即可把陆地防御交由其他部队，自己则率领安家军，挥师北上，收复故土。

这一个多来，华北地区噩耗连连。

上月二十八日，就在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联后的一个小时，日军集结百万大军，在方面军司令官石原莞尔大将的统帅下，分别在平汉铁路南北两线和津浦路南线，同时发起突然进攻。

担任平汉铁路北线作战任务的是方面军第一军，由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统领四个师团及四个混成旅团协同作战。

板垣先是用第二十六师团两个旅团猛攻南北沙河防线，吸引汤恩伯二十军团注意力，随后突然调动隐身于顺义、怀柔一线的板垣师团，越过牛栏山和天寿山，突袭昌平县城。昌平守军骤不及防，城池迅即被第五师团拿下，固守沙河一线的王劲哉新三十五师后路被断，不得已退往京西的玉泉山、妙笔山一线。

板垣见状，毫不迟疑，迅速用火车将蓄势待发的第一〇二师团、第一〇三师团运抵南口，猛攻南口中国守军第89师坚守的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我守军将士伤亡惨重，但仍顽强抵抗，无奈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至下午三时，南口失守。

板垣依旧没有停止用兵的意思，略微休整，第二十六师团便沿关沟，向居庸关攻击前进，中国守军利用八达岭一线山地有利地形，坚强阻击，日军锋芒受挫，在南口镇西侧向长城线实施助攻的日军一个混成旅团，也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顿兵于阵地之前。

板垣气急败坏，立即指派第五师团，先以步兵第42联队在主攻点左侧展开，增强向长城线上中国守军的攻击力量。在此之前，汤恩伯已令第4师一部在长城线上的横岭城占领阵地，眼见日军攻势凶猛，又令火速增援前线的第94师第564团与第21师第122团合编为吴绍周支队，在石峡附近沿长城线占领阵地。

夜幕降临前，日军步兵第42联队夺取了长城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随后，日军第五师团主力逐次展开于长城线上1390高地至镇边城之间，向守军发动攻击，并将1050高地附近作为攻击的主要突击方向，以翼侧迂回战术突破长城线夺取怀来，以切断居庸关方面中**队的退路。

在此情况下，汤恩伯又令第4师第12旅加入横岭城附近地区的战斗。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到南口的求救电报后，立即命令刘汝明第68军紧急增援南口，但刘汝明不为所动，依旧盘踞张家口不出，傅作义召集幕僚研究，认为日军察哈尔兵团威胁巨大，自己以一个集团军之力据守察北已经很吃力，更遑论增援南口，但阎锡山派王靖**长下达死命令，傅作义迫不得已，表示服从上命，将派出部队支援南口前线。

日军四个师团及四个混成旅团的轮战，使得汤恩伯二十军团防线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全线处于交战状态。二十九日，傅作义率第72师及第100旅、第211旅和独立第7旅由柴沟堡增援南口地区作战。

九月三十日，板垣继续指挥日军四个师团，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中日两军在这两点上展开激烈战斗，上午十时，日军坦克冲入居庸关。汤恩伯部虽伤亡很大，但仍占据山岭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但中午时分，占领水头村的日军攻击怀来城南之十八家。在该地防守的独立第7旅一部退守怀来。日军随即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攻击怀来。这样，长城线上各点守军已处在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下。

汤恩伯于是日下午命令军团突围，日军当即发起追击，第五师团一部当天夜里占怀来，第二十六师团一部于次日凌晨占领延庆。

在板垣发起南口攻势、傅作义部南下增援之际，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东条英机立即发起察北攻势，二十八日夜间向张家口发动进攻，迅即突破刘汝明第68军防守的长城防线，占领神威台，随后，日军继续向万全方向进攻，击退守军第143师，于十月一日进至张家口西南高地，并占领了孔家庄车站，再次切断平绥路。

此时，傅作义率领增援南口方面的两个旅返回张家口，立即向占领高地的日军组织反击。虽然这次进攻给予日军以相当杀伤，但反击未能奏效，刘汝明所部向天镇、蔚县撤退。傅作义部退守柴沟堡。

十月二日，张家口失陷。

随后，察哈尔兵团下令，向下花园方向追击，与西进的板垣第一军会合，张家口以东平绥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完全为日军控制。

几乎没有任何停留，板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商定，以察哈尔兵团攻略绥远，第一军南下，进攻河北西部地区。

随后，板垣以第五、第二十六、第一〇二师团为主攻部队，第一〇三师团为战略预备队，分别从宣化、新保安、怀来附近开始向花稍营(今化稍营)、西合营一线进攻。其左纵队第二十六师团前进途中在桑园附近为河水、烂泥所阻，不得已并入中央纵队前进。中央纵队第五师团和右纵队第一〇二师团于三日后进抵花稍营与西合营一线。

尔后，板垣即令中央纵队攻击广灵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右纵队第一〇二师团从阳原附近向广灵之西实施迂回。此时，在蔚县担任防御的第68军部未与进攻的日军接触，即擅自撤退。汤恩伯立即令第17军高桂滋部从广灵派一个团跑步前往蔚县填防。该团跑步到达距蔚县七八里时，日军骑兵第5联队已进入蔚县县城。同日，日军占领涞源以北的伊家堡和同沟。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与第一军分道扬镳后，即向天镇方面进攻。阎锡山判断日本关东军三个师团主力，将分三路从兴和、天镇、东井集进攻大同，他决定诱敌进入大同东面的聚乐堡“国防阵地”地区，集结强大兵团于南翼的浑源、东井集间和北翼的绥东丰镇、兴和间，发动南北钳击，并以骑兵集团向张家口挺进，实施“大同会战”，于是命令第61军在西湾堡、天镇、阳高地区阻止敌人前进。第61军军长李服膺接到在天镇、阳高方面固守的任务后，立即在该地布防。

十月八日，集结在永嘉堡的日军第一师团，向位于砖窑村的第61军警戒阵地发动攻击，战至午时，第一师团在三十余架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又向天镇城东的李家山、罗家山发动攻击。至下午，形成对峙之势。次日，日本关东军向天镇守军发动全线攻击，攻占城东南的盘山，激战数小时后，守军除天镇城内守军坚守城垣阻击敌人外，其余全被日军冲垮，向后撤退。

十月十二日晨七时，六架日机轰炸阳高，同时，日军分南、北两路向镇宏堡、聚乐堡一线追击。此日，日军除一个混成旅团占领镇宏堡外，其余主力向聚乐堡攻击，守城部队受到严重伤亡，城被日军攻陷。第61军军长李服膺即率部撤退至聚乐堡以南的瓜园村休整。

防守天镇城的守军坚守数日，打退日军六次进攻，终于在日军以飞机、大炮助阵下，同时城内粮弹均缺，遂突围，天镇城终被日军占领。

十月十六日，阎锡山下令留一个旅在大同城附近依城野战，两个旅占领大同以西山地阻敌西进，各部队向大同以南、桑干河南岸的山地转移，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司令部部未经战斗便进入晋北重镇大同。

日军占领大同后，关东军的作战告一段落，接着部署攻占大同附近的地区。丰镇、集宁、尚希庄等地先后沦陷，关东军于十九日，交防给第一军下辖之混成旅团驻防，其余部队向绥远方面进攻。

占领南壕堑的关东军一部占领兴和，接着向凉城方面进攻，二十六日，该部在从右玉方面进攻的关东军的协同下，进占凉城。至此，察南、绥东和大同周围的晋北地区全部沦于敌手。

再看平汉铁路及津浦路南线战场。

由于这一线布置有中**队七个集团军，共六十八个师及三十二个独立旅，加上后勤及辎重兵，合计一百零八万人。

这其中，包括号称中国最精锐的两支中央军嫡系部队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下辖郝梦龄第九军、李默庵第十四军）和薛岳第十九集团军（下辖薛岳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以及包含桂系第一王牌钢军第七军在内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晋绥军中有名的善守大将商震领衔的第二十集团军、雄踞华北多年战力卓著的宋哲元第二十九集团军、刘峙第二集团军下最擅打硬仗的孙连仲第一军团等。

有鉴于此，石原莞尔也集结重兵，向南线一口气出动十四个师团、十六个混成旅团、十个伪蒙师，总共集结八十余万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平汉铁路南线碾来。

驻保定清苑机场的中央空军独立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九共五个驱逐机中队，掩护着独立第十一、十二、十三三个轰炸机中队，力图压制日军的进攻，但是这时日军可怕的四发轰炸机集群再次出现，近百架Y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在二十八架隼式战斗机和四十二架美国寇蒂斯XP40战斗机的掩护下，双方在保定空域发生激烈交战。

中央空军不知道日军结阵的四发轰炸机的厉害，冲入日军的轰炸机群中，准备把局势搅浑，谁想甫一交火，便折损近半战机，随后在日军战机步步压迫之下，进退失据，终于在日军轰炸机群光临保定上空时，彻底遭受失败，五个独立驱逐机大队共50架A25、A26战斗机折损了三十八架，其余三个独立轰炸机中队的各种型号的轰炸机被全歼，停留于机场上的运输机、侦察机，悉数被日军航弹摧毁，至此，华北地区的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在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和轰炸机肆无忌惮地攻击之下，再加上坦克集群的冲锋，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猛烈炮火的川军最先崩溃，驻守于高碑店、涞水、易县一带的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三个师在还未与日军接战便伤亡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其余官兵转身拔腿就跑，乱军冲破薛岳第十九集团军的防线，日军装甲部队趁势掩杀，十九集团军战线被打乱，第五军和第五十二军将士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乱军裹挟着一路退到保定。

由于西部防线的陷落，固守白洋淀以北容城、新安、雄县的商震第二十集团军侧翼暴露，不得已之下，也紧急撤向保定；据守大城、文安、新镇县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遭遇天津方向日军强攻，顽强抵抗。日军胃口很大，竟然派出两个师团，在沧县西北方向渡过子牙河，绕击至第二十一集团军侧后，攻陷白洋淀东南方向的任丘，切断了第二十一集团军西退之路。无奈之下，廖磊率领桂军火速南撤，一口气退到规划建设中的沧石路以北的献县。

日军趁着保定军队立足未稳，利用火车开路，装载重兵，欲突袭保定，被固守保定城以北徐水县城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一军团识破，孙连仲部事先在南易水河铁路大桥上埋设了大量炸药，待日军列车行驶至铁路桥中央时引爆，给日军造成一千余伤亡。

石原莞尔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绕击保定西面的满城，击溃据守的第二集团军之曾万钟第三军，顺利占领满城，威逼保定。

保定城此时已经面临从东线逼来的天津日军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在日军夹攻下沦陷，在这种情况下，孙连仲第一军团主动撤退，随后，北面日军强渡南易水河，逼向保定城。

面对三方面的围攻，保定城数十万军队兵无斗志，一哄而散，一直向南退至大沙河一线才停下脚步。

孙连仲第一军团抢修防御工事，构筑整条河防防线的中心阵地新乐县一带，薛岳则带着第十九集团军，固守西线的行唐县，刚刚见识到日军残酷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据守三岔口。为了增强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实力，战区司令部把同属川军的第六军团杨森部三个师也配属给了第二十二集团军。

与此同时，一直坐守石家庄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已经沿着滹(hu)沱河沿线，构筑了一条坚固的防御工事，目前，第十四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第十三军团及第三十八军等部，都汇聚于这一条防线。

十月八日，天津日军出动四个师团，击穿在沧县防守的宋哲元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线，随即分出两个师团，掉头向西，再次绕击驻守献县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侧翼。

面临北线日军三个师团压力的桂军将士，无奈地再次选择南撤，随即，五个师团的日军汇聚一起，经武强、宁晋，攻向平汉铁路南线重镇临城。

临城防守空虚，一旦日军占领临城，则石家庄主力将陷入日军合围，除了西撤山西再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遥控指挥作战的蒋介石，不得不派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商震第二十集团军火速南下，与日军五个师团决战于临城。

此役日军再次出动了四发轰炸机集群，但第十四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也得到了保定城安家军的防空火力和庞大火炮群，双方激战四天四夜，第十四集团军几乎战损三分之二、第二十集团军战损近半，终于在日军后续两个师团援兵到达后，不支后退。

至十月十八日，日军完全截断了平汉铁路，随后，日军沿平汉铁路北上，试图袭取石家庄，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下令驻守石家庄之各部沿正太铁路退往娘子关，挟太行山之天险，与日军对抗。

在此期间，津浦路宋哲元第二十九集团军利用日军兵力西调防御空虚之际，由南皮向日军侧背进行绕击，于十四日全歼日军一个混成旅团，收复沧县，随即天津日军再次调集三个师团南下，苦战数日，精疲力竭的二十九集团军各部，不得不主动放弃沧县，退守至德县进行防守。

十月二十一日，由石家庄南下之日军于邯郸击败第二集团军下属的徐源泉第二军团，并且在大名地区堵住了寻找战机的骑兵三军，郑大章被俘后投敌，成为抗战后第一位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四个师团于青岛登陆，然后迅速沿胶济铁路，杀向山东首府济南，固守德县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担心后路被断，果断南撤，终于在韩复榘弃守济南前撤过黄河，退往泰安，接下韩复榘不战而逃后留下的泰安城防。

十月二十五日，黄河北岸的第二集团军余部、第二军团、第十军团、第十二军团、第十五军团，安然撤回黄河南岸。

至此，整个河北战役结束，中日两国都在盘点自己的得失，为下一步作战积蓄力量。

在这个改变的历史里，虽然中**队依然失败了，但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成建制地予以保留，仅仅退入山西境内的部队就多达六个集团军，为接下来的抗战最终获胜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由于安毅集团不懈的努力，整个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恒山以北地区，四千万人口中的一半，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南下西南，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同时，选择留下的民众，由于地方人稀，人均耕种面积大为增加，在饱受日军侵略者欺压之余，生活有所改善，总的来说，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并未遭受大的破坏，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由于韩复榘没有接到中央的命令，便接连放弃胶济铁路上的潍县（今潍坊）、周村、济南，并且还放弃了津浦路上的泰安、大汶口、曲阜等地，若不是宋哲元部及时堵住缺口，则日军已长驱直入，就连素有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的徐州，恐也将若入日本人之手。

蒋介石不动声色，于二十六日在徐州召集军政会议时，秘密将韩复榘逮捕，然后进行审判。韩复榘拒不认罪，于二十七日夜被暗杀于拘禁地。

另外，由于刘峙在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战中，表现极为拙劣，被蒋介石冷藏，不仅剥去了第二集团军司令的位置，同时由于河南已经成为战区，一并剥夺了刘峙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职务。

刘峙回到老家江西吉安，静待蒋介石重新记起他这个北伐时的福将，再度启用。

蒙古，乌兰巴托。

蒙古自古便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基本上执行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外交战略。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俄共(布)及政府以宣传鼓动、提供支持及指导的方式，在外国策动革命。它出兵占领外蒙古，进而策划其从中国分裂，就是少数输出革命成功的事例。然而，苏俄革命政府成立后，又面临着同各国建立并保持正常关系的问题，故外交战略中必然产生矛盾的双重方针。

苏俄党及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两个方针的矛盾，即让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革命外交路线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它对中国及外蒙古所为，就是明证。

由于上述的原因，苏俄的对华外交，一开始就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它需要中国政府的承认，消灭逃到中国的白俄，确保边界安全，但与此同时，第三国际及联共(布)又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裂。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截止1937年10月底，苏俄不仅保住了它在外蒙古的既得地位及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欺骗了中国朝野，掩盖了自己扩张的真实面貌。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历史，认清苏俄的本来面目。

1917年11月，俄共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列宁就宣布“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又签发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再次重申“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它地区”。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再次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罗斯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

若是按照这个说法，那现在苏俄所据有的远东地区，包括滨海、东西伯利亚、库页岛等贝尔加湖以东地区，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但是，随着苏联远东土地的收复，苏俄很快就开始曲解及直接否认上述宣言中的向中国归还土地和中东铁路权益的许诺。更为严重的是，它对外蒙古的占领，其实就是对其“对华宣言”的直接否定。

苏俄在1918年2月就致函“蒙古自治政府”，称其有权独立,，表示要与它建立“平等关系”。1919年8月3日，苏俄再次发表告蒙古人民和政府书。文告说：“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蒙古人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的内部事务苏维埃政府大声疾呼地向蒙古人民宣布这一立场。并建议立即同俄国人民建立关，希望派遣自由蒙古人民的使者去迎接红军。”

众所周知，蒙古自治政府是沙俄建立的傀儡，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产物。事实上，此时蒙古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给外蒙古当局的信是在它掌权仅4个月后发出的。它给外蒙古的文告是在其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第八天，是在信誓旦旦地声称“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之后。这决不是它在八天内对外蒙古立场有了重大变化，从最初苏俄就将“外蒙古自治政府”视为国家实体及以后对华采取的欺骗手法看，它对外蒙古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对其地位的观点完全是承袭沙俄的。

这只能说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本身就是不真诚的，而主要是对外宣传的手段。实际上，苏俄领导人一直否认其远东地区是从中国手中掠夺的，更谈不上想交还。

1921年3月1日，在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后不久，共产国际在恰克图举行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13日，“蒙古人民党”在苏俄成立了临时政府。3月18日，苏俄红军帮助蒙古临时政府的武装攻打中**队并攻占了买卖城。6月25日，苏俄军队以剿灭白匪为名进占外蒙古，占据库伦。

当时，苏俄对外蒙古的政策是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部及其下属的蒙古—西藏处具体指导和实施的。1920年12月7日，东方人民部研究了建立蒙古人民统一战线以反对“中国帝国主义”问题，决定建立游击队并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制定了蒙古革命团体对居留蒙古的汉族人和白俄的策略。蒙古“革命者”被告知，他们应当在汉族人和白俄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并促使他们之间发生冲突。苏俄政府完全执行了上述政策。这是它向外输出革命的典型。

苏俄和共产国际以人为制造革命的手段分裂中国领土，在中国朝野各界中引起巨大震动，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对华关系。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愤怒，1921年7月30日，苏俄发言人宣称，我们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打击白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的权利，一旦敌人被消灭，我们立即离开蒙古。8月，苏维埃远东共和国向北京政府提交一份特别补充材料也强调：“蒙古地位将由俄中关系于蒙古的旧沙皇条约来确定，远东共和国不允许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10月，苏俄外交官员在与中国外长颜惠庆谈判时又阐述了远东共和国在蒙古问题上的上述立场。

苏俄在做出了上述保证之后不久，就于1921年11月5日和外蒙古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这引起了中国朝野的愤怒。1921年12月12日，苏俄外交官员到达北京，但中国政府对他采取了强硬态度。外交官员在向国内汇报时说，苏蒙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对它是一片责难之声，指责不仅出现于报纸，而且出现于官方渠道。

斯大林对此的批复是：“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和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不可能归还中国的领土，这是有损苏维权权益的。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这意味着苏俄已经开始违背其所作的承诺，沿袭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1922年开始，苏俄在外蒙古驱逐中国政府官员，将一千多名汉族商人及工人赶回内地。这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因此，中国政府对苏俄的态度日趋强硬。一些利益严重受损的外蒙王公先后去洛阳，请求吴佩孚派军队去收复库伦。1922年11月20日，吴佩孚对外重申“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与俄国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由于吴佩孚的坚决立场，苏联把目光投向了北洋政府的反对者中山先生。在苏俄外交官员给中山先生的信里写到，“中国政府不知为什么上了圈套，所有谈判都从我们何时从蒙古撤军这个问题谈起，同时它本身还组织宣传运动要求我们离开蒙古。其实，每个了解国际局势的人都清楚。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中山先生回信：“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贵**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帝国主义的利益。”

看到中山先生有合作的诚意，苏俄方面大喜过望，很快联共（布）便做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孙中山也决心实施联俄的主张。19年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宣言，第四条称：“俄政府决无亦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苏俄在与中山先生的交往中，关于外蒙古问题始终是在撒谎。这是中山先生根本没有认识到的。

军阀混战加剧了边疆的危机。1920年，徐树铮为了进行直皖战争，从库伦撤出了军队主力，使境外势力趁机进入了外蒙。但是，中国由于内乱对此而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苏俄占据蒙古是心虚的，它一怕中国政府或军事实力派派兵去库伦；二怕广大革命民众起来为此抗争。在1922—1924年间，中国政府若要派出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去外蒙古，把急于与中国建交的苏俄请出库伦并不是不可能的。其占领外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是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维护被压迫国家及民族利益的旗号是相违背的。不过，这也与苏俄的欺骗行径有很大关系。北京政府相信了苏俄的许诺，认为它从蒙古撤军是早晚的事情，故才有如此错误的抉择。

苏俄占领外蒙古后，中国朝野虽然也一度表示愤怒及抗议，但始终没有出现同仇敌忾之势。尤其在政治思想界的左翼人士中，还出现了理解、支持苏俄所为的状况。固然，外蒙古的人口、物产无法与东北三省相比。但是，它有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丢失会直接威胁中国北方的安全，且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协定除重复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部分内容外，强调了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但是，这只是中国承认苏联继续驻军外蒙古的一纸空文。当时，中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此协定，盛赞此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对苏联的“友好”赞不绝口。善良的中国人认为外蒙古问题已经解决，就等苏联从外蒙古撤军了。

可惜，一直到1937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的今天，依旧没有看到苏俄有任何表现。

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让蒙古回归中国，有了新的希望。

由于莫斯科方面的渗透，伪蒙古人民共和国总司令和国防部长乔巴山，悄悄指派部队，引领莫斯科红军，由唐努乌梁海进入蒙古境内，沿库乌台站道东进，先后消灭六个巡逻的远东共和国红军步兵营，抵达蒙古首都库伦（乌兰巴托）。

随后，十万莫斯科红军，迅速沿库恰路线北上，绕击贝加尔湖后翼，试图操远东共和国红军的后路，但在买卖城一线，与感觉风声不对带着部队进入蒙古欲加强唐努乌梁海防御的叶戈罗夫元帅统帅的八万远东红军迎头碰上，发生激烈交火。

随即，由于被远东共和国政府通过电台、用远程飞机撒传单和报纸等宣传方式骚扰得不得安宁，每天都面对别人异样眼光的斯大林，终于下达了全面战争的命令。

在铺天盖地的炮弹和飞机轰炸中，五十万莫斯科红军自贝加尔湖西线，向远东共和国红军的防线冲去。

一场争夺苏维埃正统的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历史，在这一刻显露峥嵘，随着蝴蝶翅膀翕动产生的风暴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会把蒙古和远东，吹回到中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