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郑朗,韩琦与范仲淹也上了一书,反对朝廷这种软弱的苟和。
郑朗说西夏必反,和只是一种暂时的缓解国内压力之策,朝廷也当如此,他想和缓和一下压力,我们也想和,缓和一下国内压力。可是西夏比我国情况更恶劣,所以朝廷必须有理有节,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范仲淹与韩琦分析得更细致。
元昊派使,其来人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这个命官就是想与朝廷抗礼,成为鼎峙之国,所以称兀卒,也就是兀祖,宋臣齿称,所以一会儿称兀卒,一会儿称吾珠,一会儿又称乌珠。因此有三不可许,三大可防。
若和可以赐其金帛,不可以赐其号,这是天下神器,只有石晋想借助契丹援助之功,授之契丹,于是成亡国之恨。又于天都山建都郊祀,彼多得汉,礼乐事势,规矩已立,陕西戍兵边人一旦受到委屈必反逃向西夏,长久下去,会与契丹并立,交困中国,怎么会有太平之望?议者又说元昊蕃人,无居中国之心,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从异域徙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居太原,后都西洛,皆是汉人进谋诱之。造成这原因主要是汉人不喜欢居于外域,必谋侵据汉地。这就是三不可许。
不准有国号,不准有礼制,不准收容汉人。若做不到,不许与西夏人议和。
元昊言语傲慢,是一个阴谋,使中国解兵,三四年后,将帅气懈慢,士伍骄惰,边备不严,戎政渐弛,突然暴袭,中国则不能抵挡。李德明虽和,可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到了元昊之手,势力强盛,立即结连北敌,大为边患。一家子祖孙三代都不是好人,这一家子怎么可能守盟信?德明归附,使蕃汉之人来京师做商人,察看道路,敛聚财富,获中国之利,充于窟穴,一旦满足其用,兴兵为寇。今为强敌,必窥伺国家及夹带亡命入蕃,与奸人别有结连,或使刺客窃发,远胜于昔,遇到这种情况又如何处理?这就是三大防。
说得多数是对的,少数也是片面之辞。
但比朝堂中那些求和者,肯定有远见得多。
正确的方法怎么办?
给他兀卒称号,按唐单于、可汗故事处理,但不能撤兵,以防不备。我们再用一二年练三四万精军,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精兵加之,不从则戳。我军鼓行山界,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我则退守边寨,使其困彼。若派偏师而来,我则据险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留。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年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山界蕃部,势穷援弱,只能投降自求内附,选酋豪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
目标直指横山。
如果不考虑到契丹,郑朗也想拿下横山。
一旦得到横山,西夏境内将会彻底暴露在宋军攻击之下。
应当来说,范韩二人想法还是不错的。
又说议者说兵不可久,久则民困而财匮。不然,争胜逐利之师,有巧迟拙速的变化,如其外御四夷,则自古未尝废兵,以山海之利皆归边用。况且边城垒今春即将修筑完毕,兵民力役,自当减罢,每年夏秋之交,军马可以抽退数百里就食粮食。又有三白渠之供粮支持,足省入中之费,减少运劳之苦。西事已来,三年塞下,日劳月忧,岂不想和平?但西贼变诈,恐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又岂止今天之边患?
这是范仲淹与韩琦共同起草的奏折,很长。
范仲淹偏和,韩琦偏战,于是成就这篇十分理智的奏折。
大体意思与郑朗想法差不多,和可以,但不可不防,也要看怎么和,切莫草率议和。
但他们对契丹出兵西夏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否则又要换一种想法与写法。
余靖随后进言,最好不如不和。
梁适去契丹,契丹人派使西行,意气自若,自言指呼之间,使元昊听命。元昊必不肯称臣,契丹之威丧气于西羌。如果我朝私下与西夏结和,契丹怪罪,二鄙受敌,其忧更深。不如不和,契丹不能使西夏屈服,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那么是战是和,我朝掌握着主动权。否则欲速成和好而屈名份,天下共耻,还会让契丹生气,受困于一个小小的弱夏,以后契丹有无理的要求,更难以应付。虽强兵在境,惟血战而己。
只有继续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田况上书说了另一点,议和可以,西界派使想入阙,可是名份未定,止称元昊使人,则从勖不从。若以伪官进名,则朝廷开不臣之礼。宜令从勖就呆在驿馆里,两国商议。
除非象郑朗那样,不顾规矩,几乎将杨守素半押着至京。那是元昊想麻痹郑朗,如今上升到国与国的高度,将贺从勖脑袋瓜子砍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郑朗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
大规模的筑寨,还要移民,重新屯田,将原来的屯田交给当地百姓之手。
不求屯田之利,而求屯田所出产的粮食。一旦求利,将士必不舍,屯田出产不高,又阻滞了屯田面积。实际只要陕西自己出产粮食,满足供给,已是获利,但不是将士获利,而是朝廷获利。
大规模的让当地的一些羌人蕃人耕种,也能拉拢一部分蕃子的心,还利于民族交融同化,增加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度。
看到效果,范仲淹与韩琦也在做着尝试。
关健还是三白渠,看到三白渠就要成功,叶清臣再度被调走,换成田况担任新的陕西转运使,主持三白渠事务。是谁不要紧,主要还是为了求这个粮食。
一批批百姓向北方迁移。
大战所带来的信心,以及道路闭塞,前线诸寨的防守,给了许多蕃子动力。毕竟向北去地广人稀,可以拥有更多的领地放牧耕种。
渐渐的葫芦川与没烟前峡充满了勃勃生机。
郑朗就接到吕夷简的信。信上也将朝廷的种种情况说出来,范韩是边臣,考虑的是方略,田况是言臣,考虑的是礼制,至于余靖吕夷简直接略过不说,都是什么呀,战,用什么来战?有将士,可有财帛支持?
作为一个良臣,必须纵观全局,着眼未来。
看到这里,郑朗笑了。
又说到君不久就要回到庙堂,自当知道国家辛苦。朝中诸臣有的不作为,有的眼光狭隘,有的迂阔,没有指那些人,这时,你应当更有识大体,这也是章献太后与陛下对你的期待。
将信交给崔娴。
崔娴看了看说道:“吕相公想托……”
“托什么?这时最好与吕夷简少些瓜葛,看到没有,孙沔一封弹劾书奏,他说了什么话?”
“官人,他去年就力保你为参知政事,恐怕此次没有玩弄权谋之术。”
“难说,吕夷简的心思,谁能猜得透呢?”
事实吕夷简是有重托之心,不但在信中含蓄地让郑朗顾大局,在赵祯面前也提到数次,国家未来,他人臣不得知,但此子陛下必重用。可他人品太差了,郑朗对吕夷简反感远不及韩琦与范仲淹等人,然而也不相信他的话。
但郑朗又写了一份奏折。
很短,西夏之和乃是伪和,以赢得喘息机会。我朝数年战争,百姓同样困窘,可以与之虚与委蛇。和可以,不可以失礼失节。
得将这次和议的性质定夺下来。
接着,他的眼睛又盯向北方。
王勇二人从北方撤了回来,在王勇与陆陵三人的挑唆下,呆儿族终于叛乱。
这个冬天不大好过,这些党项人与吐谷浑人生活在夹山底层,一个寒冬熬下来,生活更加艰难,再加上罗汉奴的压迫与岐视,心生不满,诸西夏商人挑了一挑,爆发大规模的起义。
王勇二人的任务结束了。
接下来到陆陵,这些党项人十分凶悍,攻城拨寨,罗汉奴发所部军队镇压,多有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相继战死。陆陵利用贿赂之时进言,让他上书辽主,就说之所以叛乱,是因为元昊派人挑唆导致的,推卸责任。让辽主下旨书,强行元昊派军队配合夹山契丹军队,联手镇压叛乱。
罗汉奴一听,好主意,立即同意。
这时候几乎所有契丹还认为西夏是一个软柿子……京城里吕夷简没有熬到郑朗返京的一天。孙沔首开先河,中外汹汹,一起说国家积弱,边疆有患,朝廷涣散无能,全部是他的错,是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的结果。
这让他身体越来越差,无论赵祯怎么挽留,坚决不来上班。赵祯只好罢其相位,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时可以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后者是一种信任,但吕夷简到了这地步,还会去中书与枢密院,与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么?吕夷简的罢相,接连着朝堂发生一系列的洗牌。
章得象加枢密使,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户部尚书兼充枢密使,贾昌朝同知参知政事,富弼因功授枢密副使,加枢密副使王贻永为宣微南院使,枢密副使杜衍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王举正、枢密副使任中师并为给事中。侍御史周询为起居舍人,王素为兵部员外郎,欧阳修为太常丞。
升了很多人的官。
但就在这一份份授命中,隐藏着一颗致命的炸弹。
接着又让张亢前来渭州,接手郑朗的事务。郑朗那份点将谱,朝廷也听说了,赵祯细想一下,似乎很有道理。于是诏张亢前去渭州。元昊听说郑朗要回京城,在兴庆府十分开心,然而斥候将这个消息带回来,再次呆坐不语。郑朗难缠,这个张亢同样也难缠。终于使元昊对泾原路彻底死了心。
四月来临,满川青青。
渭州官员夹道相送,张亢说道:“郑相公,一路保重。”
“谢过季阳兄。”郑朗说道,然后冲前来送行的百姓施了一个大礼,说道:“诸位乡亲,我来泾原路将近两年,中间发生多次血战,以致使许多乡亲失去亲人,在此,向各位谢罪了。”
诚恳的态度,让许多百姓留下眼泪。
“走吧,”郑朗对车夫说道。
一行人向东徐驶发,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眼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