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允许赫德夫妇可以上那隐蔽的楼梯去参观。楼梯在她的床角落里,通往上面一层她自己的佛堂。特殊情况下,喇嘛僧会在这里行佛事。这是个舒适的避难所,它那黯淡、虔敬的光线引导人们去沉思默想,去祈祷。
高高的香案上,一尊造型精美的大金佛之前,高高的金蜡扦闪耀着珍珠、红宝石的光芒。华丽的珐琅质花瓶里插着镶了宝石的花束,镶嵌着黄金花纹的香炉里香烟袅袅。地板上铺了块漂亮的明黄色丝地毯,小型、精美的圣人和人格化的某些特性的画像在墙上贴了整整一圈。形状奇特的窗户上窗造型繁复,又嵌入了半透明的介壳,透过的光线有限,而在那神秘的幽深处闪烁的,是香案上摆设的漂亮珠宝,是佛祖淡淡的金身,是墙上那圈微微发亮的穿红衣和金衣的圣人。这是皇太后最心爱的佛堂,她跟在赫德夫人后面走了上来,自豪地一一指点给赫德夫妇看。赫德相信,她除了爱它的宗教性之外,对它完美的艺术性的领悟程度也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从床边登上隐蔽在里面的楼梯来到这里,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跟着。她在这里寻求那在曾经的动荡岁月里显得非常遥远的安宁,当时她国家的一切都是那么希望渺茫。
皇太后的御座房在宫墙东北角三座大殿中的第一座大殿之内,而这三座大殿连同其所在的庭院都延伸到了整座宫的外墙脚下。这些建筑都高出铺汉白玉石板的庭院8英尺左右,有美观的汉白玉台阶可拾级而上。在第二座大殿的台阶上赫德初次见到世俗建筑中所用的灵魂梯浮雕。这浮雕是一块放在梯级正中的,从其最高处一直延伸到其最低处的汉白玉。这块汉白玉并未被做成梯级,而是上面精心雕琢了双龙。它躺在梯级当中,就像在上面盖了一层美丽而厚重的地毯,由于太硬而无法随梯级起伏。
所有好的寺庙入口处的台阶上都有这种巨石浮雕,世俗人的脚是不可碰它的;当台阶很多时,像京城天坛那种情况,那效果会既美丽又新鲜独特。
台阶上有浮雕的那座大殿,是皇太后的区域的这三座大殿当中最美观的,室内50英尺,有精美的藻井,墙是木头的,雕刻得很精致,并配有景泰蓝的壁饰,显得雍荣华贵。
高敞的大殿上方是一圈露台,有门通入里屋;里面的屋子恰在底下的偏屋之上,并不特别高。这一宏大的前殿之中有丹陛宝座和屏风、雉尾扇,比起赫德夫妇首先进入的御座房来显然用于更重要的场合。丹陛对面一个雕镂精致的玉水缸,是夏天用于贮水降温的。四周摆放着的,有一个美观的八音盒,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皇太后的礼物,还有几件欧洲君主送的其它礼物。右边的房间是皇上来附近的戏楼看戏时使用的。左边是太后夜间使用的房间。将大殿后部与进口隔断的镂空扇上开着两扇门,这地方又有一大块漂亮的玉石,约5英尺高,精心雕琢着玉石开采和运送的情景。一个高起的汉白玉石台从中央大殿通往第三幢建筑。这里又是中央大殿最高处,而旁边都分成了两层。这是皇帝的御座房之一。
紫禁城之内,皇太后的区域是用高墙跟皇帝的区域隔开的,门前还有卫兵。皇帝的区域之内、房屋即使与皇太后的比起来都更为宏丽壮观。紫禁城的朝会大殿便是在皇帝的区域之中,这里的传统比起在清绮园来似乎得到更为严格的遵守,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皇帝;而在清绮园,第一人似乎是皇太后,那里传统习惯常有暂时搁起的时候。
在赫德夫妇参观完毕后,敬亲王和纯亲王两位帝国最重要的大臣到了,在略微寒暄了一会儿,众人落座之后,皇太后便向赫德询问起关于币制的问题来。
今天的私会,其实并非是要讨论是否改革币制,而是改革的大方针早已经定下,非改不可,所要讨论的,是发生新式机制银币的币值问题。
早在彤郅十年,福州船政局便曾奉朝廷命令购买机器试铸乾国第一套机制银币“福州军饷”,采用的是一两制,发行后由于币材精纯,图案精美,使用方便,很受商民欢迎,但后来因为规模太小而作罢。
银两是中土传统的白银货币,值大量少,几百年来,畅行于流通领域,无论是政府收支方面,还是民间普通交易活动。然而,到了近世,与银两单位保持一致的一两制银元却受到了商民的抵制,无法顺利地在市场上流通。十余年来,由于银元的“两”或“元”单位问题的不确定,清廷各派为此一直争论不休。其间户部、福建、广东、湖北、奉天、吉林,北洋等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但都因种种原因,皆未被市场认可。这不仅暴露出大乾帝国币制的混乱状况,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兴的改良观念与守旧的传统观念的碰撞。
自船政设厂铸造银币之后,各省纷纷开铸银元,式样平色,都不一致,导致流通困难。且当时所铸银元是模仿墨西哥鹰洋,重量为七钱二分,与中土传统的银两制不符,造成了计算困难。这意味着,乾国不但损失了巨额白银,还有忍受兑换造成的附加损失。至此,大乾朝廷才意识到原有的货币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与此同时,英美各国在商业贸易中,颇感货币兑换的不便,为了扩大各自在乾国的经济利益,也对大乾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币制。因为乾英签定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及其后签定的乾法、乾美商约都有统一币制的规定。为此,其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币制改革,建议改铸与银两制相符的一两制银币。
9082年(大乾光旭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9月,总理衙门大臣郭筠仙奏请改革币制:“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土,易我十成之银,岁耗以亿万计。近来福建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银元,分量轻重、悉准墨银,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及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银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此外,顺天府尹胡伊成、监察御史王鹏运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以光旭皇帝的名义于9083年(大乾光旭九年,日本明治十六年)3月25日颁旨:“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交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敬亲王宜欣、纯亲王宜瑄及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守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接着,户部遵旨特设财政处,专门整理财政和着手解决币制混乱问题,并在天津勘察地势,积极筹建造币厂总厂,准备铸造新式国家银币。光旭九年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癸未一两”机制银币五种,这是大乾帝国政府为改善财政状况,统一币制而试铸的第一种国家银币。9084年(大乾光旭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从前各省所铸银元,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现在明定国币,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元旧有之制钱相铺而行等语。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南、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这表明大乾帝国政府正式认定一两制银币为国币。随后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甲申一两”机制大乾银币一套。继福建、广东之后,湖北造币厂于光旭十年试铸了一两制银元一种,北洋造币厂、奉天造币厂、吉林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可以说这些一两制银元是大乾帝国币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乾帝国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决心。
大乾帝国政府为什么在币制改革的问题上决心如此之大,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防止国库存银的丢失。
传统的银两制,曾盛行于眀乾两朝,到了近世,其弊端已越来越大,在大乾韶光朝达到了。
就在韶光皇帝62岁的这一年,国库竟然失窃了900万两白银!
韶光二十三年,内忧外患使大乾帝国岌岌可危。禁烟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此时,韶光皇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禁军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乾帝国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禁烟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00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70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4000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韶光皇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可以说心疼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1000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乾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韶光皇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韶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1000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
韶光二十三年(西历90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韶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听。”
韶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1000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韶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韶光皇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日(西历4月25日),韶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因为从来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大乾帝国的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脱光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了答案,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该日才被发现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