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富国岛老兵

“美、苏、英、法外长在西柏林决定，参与韩战的19个国家代表6月去日内瓦开远东会议，要讨论两个议题，一个是朝鲜问题，一个就是印支问题。”

四位商界大佬若有所思，李为民顺手拿起报纸，指着上面的国际新闻慢条斯理地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越盟如能在会议开始前拿下奠边府，谈判桌上他们就能掌握主动权。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韩战不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吗？事实上这也是小侄认为奠边府会在两三个月内失守的原因之一。”

从国际大势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思路清晰，有理有据。

李冠云老怀甚慰，暗想打发他去美国念书打发对了，几万美元没白花，一番苦心没白费。假以时日，家业可以放心大胆交给他。操劳几十年，真累了，完全可以去香港当寓翁，帮他带带孩子，无忧无虑的颐养天年。

从美国回来的就是不一样，能想到这么多，看的那么远。不像自己那两个儿子，去法国几年什么都没学到，吴寿南感慨万千，不禁问道：“为民，你在美国念的哪所大学？”

想到未来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应该正在“母校”当顾问，李为民不无兴奋地笑道：“勉强考上密歇根州立大学，在商学院念了几年金融和管理。”

相比哈佛、普林斯顿等闻名遐迩的美国高等学府，密歇根州立大学真算不上特别有名，但人家是靠真本事考进去的，不像很多华人殷商的孩子靠关系和金钱去法国念大学。

吴寿南微微点了下头，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笑道：“为民，我家常明和常春也刚回来，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多走动走动，有时间去我家坐坐。”

“本应该早些登门拜访三位叔伯，只是鼻青脸肿，有碍瞻观，羞于见人啊。”

“那等伤好了再去。”

年轻人脸皮薄，这样出去确实有些丢人，吴寿南笑了笑，侧身道：“三位，我看为民说得非常有道理。不管怎么样，越盟打到西贡要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先观望观望。不过河内的生意不能再做了，该关的关，该撤的撤。”

李冠云附和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应该早做打算。”

钱老板掐灭烟头，忧心忡忡地提议道：“最好明天去趟会馆跟马先生谈谈，河内潮人不少，能提醒的提醒一下，能帮的帮一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越盟清算。”

在越盟眼里华人大多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内地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潮州人一向以团结而著称，这个提议获得众人一致认同。

万一西贡保不住，将来去哪儿成为接下来的议题。

李家在香港有产业，李冠云自然提议去香港，并打算从现在开始把生意慢慢往香港转移。吴寿南对马来比较熟悉，想去大马或新加坡。钱老板和张老板一个想去泰国，一个认为菲律宾环境不错。

四人商谈了近半个小时，最终决定先派人去几个地方看看，联络联络那里的同乡和主顾，为将来避难做准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没接掌家业之前李为民没资格参与这样的决策，同妹妹恭恭敬敬的坐在一边，给四位长辈端茶倒水。

战事紧，机票也紧，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他们去哪儿首选李家的客货轮，刚谈到“大中华”轮什么时候到西贡，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

出去一看，撬树皮的人又打架了！

十几个本地居民挥舞着棍棒追打两个外地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十几岁，衣衫褴褛，满脸菜色，虽然势单力薄，但在那么多人围攻下居然能还击，躲在两根直径近一米的巨木间，背靠着背，相互掩护，十几个本地人一时半会近不了他们身。

平川派警察离这不远，要是闹出人命，又要被他们敲诈。

撬树皮可以，但不能在木厂打架，更不能闹出人命。这样的突发事件王伯处理多了，立马扔下账簿，招呼木厂看守和运输队司机围了上去，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住手，都给我住手！想打架去别处打去，别在我这生事，你，说你呢，把棍子放下！还有你，再给我生事，以后别想来这儿撬树皮。”

“听见没有，再不住手喊警察了！”

潮州人不是一点两点团结，木厂有人闹事，附近货栈和工厂的潮州人全部跑了过来，吵着各种各样的家伙，一副再不住手就要开打的架势。

撬树皮的全是穷人，哪敢跟他们动手。更何况要是得罪他们，以后连饭都吃不上。在王伯怒视下一个个悻悻地放下棍棒，背起一袋袋树皮耷拉着脑袋作鸟兽散。

“没事了，都回去吧。”

王伯从车队司机口袋里翻出几盒烟，给前来帮忙的潮州老乡散了一圈，直到把他们打发走才跑到厂门口苦笑道：“老爷，这么下去可不行，这个月已经打三次了。”

动手的不全是越南人，其中近一大半是逃难过来的内地人。他们不会说方言，攀不到老乡，得不到五帮会馆帮助，只能以此谋生。

李冠云轻叹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说：“总得给他们口饭吃吧，盯着点，别让他们闹出人命。”

“好的。”

令他倍感意外的是，李为民突然跳到木头上，拉着被围攻的中年人用国语问：“听口音你是东北人，怎么跑西堤来了，这里东北人真不多。”

从汽车边跑过来的，一身考究的衣服，一双擦的铮亮的皮鞋，戴着一副太阳镜，看上去很洋气，不要问便知道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王金贵把儿子拉到身后，生怕他年轻不懂事又横生事端，随即放下大包，小心翼翼地说：“回大少爷，我们是东北人，从富国岛过来的。孩子他娘病了，岛上缺医少药，本想过来做工赚钱，可一直没找到营生。”

哥哥肯定又大发善心了，小丫头生怕他上当受骗，跑过来问：“富国岛，你是国军？”

“第一兵团黄长官的部下，撤到越南好几年了。”

小丫头古灵精怪，没那么好骗，噘着小嘴嘀咕道：“瞎说，第一兵团早去台湾了，我爸还给黄长官践过行，富国岛上哪有什么国军。”

几十个司机和木厂工人虎视眈眈的站在一边，强龙不压地头蛇，落难的凤凰不如鸡，王金贵真不敢得罪，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回大小姐，大部队是去台湾了，但没全接走，有的四处做工，有的在越南成家立业，岛上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云南籍将领李弥麾下的第八军残部退入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盘踞在那里打算反攻，甚至把缅甸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其实，当时退入外国的国军不止第八军残部，还有鲜为人知的国军第一兵团。

他们在湖南战败后，撤退至广西，后被解除武装进入法国所控制的越南，准备“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他们从隘店入越，解放军追兵跟踪追至，封锁了该关口。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法方施压，指责法国既然对中国内战保持中立，就不应允许国民党军队入境。

法驻越官员紧急请示巴黎，巴黎方面传来指示，命法国驻越南北专员亚力山里将军转告黄杰，法国将以国际公法解除国军武装，同时申明不介入中国内战。

法越当局对留越国军去留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他们希望从中选拔精锐，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以遏制人越打越多的“越盟”。

于是，殖民当局对留越国军由暂时拘留转成了软禁，宁愿每年花300万美元养着他们，也扣住不放，并于1950年3月将位于北圻的蒙阳和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的国军转移到南方富国岛集中关押。

直到去年，才在台湾的努力下允许他们赴台。

李为民前世在越南工作近四年，去富国岛旅游过，不仅知道那里关押过国军，知道台湾有个“复国岛”，知道被人家当囚犯关了三年的黄杰被誉为“海上苏武”，而且打算把远离越共的富国岛作为报复计划的第一个基地。

送上门的老兵，不能不要，他从王伯手上接过香烟，递上一根问道：“大部队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刚到岛上时，什么都没有，要走好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到处是丛林，没有道路，没有房子，法国人只按时供应很少的粮食。我们自己砍树建营房，四处寻找野菜，实在吃不饱，又要照顾老婆孩子，就逃出去做苦力。”

王金贵回头看了一眼儿子，一脸沮丧地接着道：“黄长官还想反攻，在岛上整编部队，用假枪假炮操练，我们这些没参加整编，没参加训练的算是脱离部队，去台湾时也就没把我们带上。”

小丫头微皱着眉头问：“你是逃兵？”

“我要养家糊口，不逃老婆孩子没活路。”

几万人像囚犯一样被关押，多少人病死饿死在异国他乡，为了所谓的国府形象搞那些花架子有意思吗？逃就对了，至少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李为民帮他点上香烟，饶有兴趣地问：“孩子这么大，应该有四十了吧。当那么年兵，什么军衔？”

“回大少爷，我姓王，名金贵，黄埔十一期，退到越南时少校军衔。”

“黄埔十一期？”

“民国22年在南京报考的，当时日本侵华目亟，报上天天有日军占我领土、辱我人民、制造事端的报导。为救亡图存，很多像我这样的东北沦陷区流亡学生报考军校。7月招考，8月发榜，我被我编入二总队，总队长易龙，一总队队长唐冠英，校长蒋中正，教育长张治中。”

黄埔生好像就前几期吃香，像他这样排到十几期的沦落到如此田地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这是越南，不是台湾，想找关系都找不到，而且是个不光彩的逃兵。

不管怎么说，遇到是缘分。

李为民权衡了一番，起身道：“王伯，他们父子怪可伶的，麻烦你给他们安排个活。”

潮州老乡还有人没饭吃呢，哪有那么多活儿给东北人干，王伯愁眉苦脸地提醒道：“少爷，木厂不缺人！”

“木厂不缺人去货栈，货栈不缺人让他们上船。对了，再给他们支点钱，买点药，想办法帮他们捎到岛上去。”

这年头混口饭吃真不容易，老婆病成那样，王金贵岂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急忙拉住儿子连连感谢道：“谢大少爷收留，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什么活都能干，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是我们命中的贵人……”

为了生存，为了老婆孩子，一个应该打过很多仗的抗战老兵，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国军军官居然沦落到如此境地，李为民五味杂陈，拍了拍他胳膊道：“别谢了，先在这儿干，等我从美国回来再找你细谈。”

“是，我听大少爷的，这条命就交给少爷。金贵今后唯少爷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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