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些，杨震有些感慨的道：“在打通与中央的联络之后，为了弥补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不足的情况，我在向中央求援时候，之所以宁可定着某些方面的压力，也再三要求不要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担心有些事情会重新上演。”
“我们这支部队來源之复杂，恐怕为我军历史上独一份，有战俘出身的各级干部，还有抗联出身的干部，而战俘出身的干部，又分为和我们自己人两大块，而抗联很多一部分干部都是山林队，也就是所谓的土匪出身。”
“就算是党领导下的抗联也因为形势的关系，一直长期独立在外，距离中央千里之遥，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各级干部与关内的干部，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时的情况，在某些人眼中恐怕是相当的不纯洁。”
“如果真的來那些肃反专家，按照过去的老一套來办，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这支部队就得彻底被自己给搞垮，我们现在的这些高级干部，又有几个能够过关的，恐怕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无法过关，老首长别忘了，我也是战俘出身。”
“我不反对肃反，肃清部队内部的敌特分子，这对部队的安全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一切问題的解决都用肃反的名义进行，甚至捏造罪名不分敌我的乱杀一气，那样我们这支先天就有些不足的军队，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苏联的大肃反真正的危害，不是单纯的杀掉多少究竟考验的高级指挥员，更大的伤害是打掉了苏军的灵魂，以及造成了军事理论的断层和新军事技术的更新，苏军眼下的战局，正是不分敌我肃反带來的严重危害。”
“我们沒有苏军那样雄厚的底子，更沒有那么多的军事院校，周边的形势，更是比苏联要严峻的多，好不容易培养出來的这么一点人才，如果再给肃反掉，那么别说发展了，恐怕连生存都很难。”
“今天在这里的是我最敬重的两位老首长，换了别人我可不敢说的这么明白，当着两位老首长，我也沒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今天说这些，只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出的军队，千万不要在重蹈苏联今日的覆辙。”
“有些问題、有矛盾可以摆出來，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因为不同意见打倒一大片，不要因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就自己人整自己人，更不好将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搞到什么路线斗争上去。”
杨震这些话，说的很是有感而发，原來老抗联的政治工作基础，原本就远不如关内部队雄厚，各部队成分复杂，各级指挥员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很大一部分部队都是收编的山林队。
而杨震带领的战俘出身的那些老底子，更是组成异常的复杂，不仅分为国共两大派系，就连出身的战俘自己，也因为出身的部队不同，分为相当多的派系，这些人员來源和背景不同，相互极其不信任。
少数中央军出身的人，看不起杂牌军出身的，同样杂牌军出身的人，对中央军出身的人也是异常的防范，自己内部都相互不信任，更何谈与共军战俘相处融洽，之所以在突出日军细菌战基地之后，沒有就地溃散。
除了当时的形势，让这些人要想活下來只能牢牢的抱在一起之外，恐怕就是杨震这个将他们拯救出來的带头人，在拯救行动之中表现出來的声望，当时可以说，如果杨震牺牲，那么那支装备残缺、士气涣散，连必要的生存条件都沒有的孤军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
在最早与抗联四军残部合并之后，因为原本抗联的政治工作，相对关内那些经历过严格考验的老红军出身的部队就比较弱，组织也不像关内部队那么严密，再加上在开始阶段，抗联人员数量过少，其中的政工干部的数量更少。
同时抗联也缺乏关内部队，那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工作并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全靠杨震和郭邴勋两个真正的带头人，一点点的苦心经营才维持下來，很多事情，都是靠着杨震自身的威望硬生生的压制下來的。
为了一点点的改变这支部队，将其真正的建设成为一支像红军一样，拥有拖不跨、打不烂的钢铁一样战斗意志的铁军，在缺乏合格政工干部的情况之下，杨震这个军事干部，可谓是煞费苦心，其难度并不比后世解放战争时期，改造那些起义部队容易。
直到与关内打通了联系，中央从关内老部队抽调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政工人员，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抗联部队合并进來，情况才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部队，才真正的脱胎换骨。
如果当初中央抽调來的人员，真有那么一两位的肃反专家，來到东北为了纯洁所谓的部队，大开杀戒乱杀一气的话，别说那些前战俘，就是饱受路线斗争之苦，也经历过类似事件的抗联老干部都恐怕无法接受。
到时候别说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杨震自己恐怕都拢不住部队的人心，这人心一旦乱了，再想收拾就难了，毕竟当时的抗联，不是苏区时候的红军，周边的形势，也远比当初的红军所面对的，要恶劣的多，内外压力同时压过來，这军心恐怕想不乱都难。
那位三路军前总指挥，吉东军区副司令员在兼任三分区司令员的时候，搞出的那一手，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几乎将一个军分区都给搞垮，逼得杨震不得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他强行送上飞机送往延安。
这位老兄在肃反方面不过是依葫芦画瓢，连半瓢水都算不上的水平，都惹出这么大事端，要是那些拿着放大镜找毛病的肃反专家來了，这造成的后果又岂会了得，正在发育期，又是孤悬敌后，原本政治工作就比较薄弱的抗联，是无论如何也承受这种折腾的。
杨震这番话说完，当年也经历过苏区肃反，往事如历历在目的两位老帅，却是不约而同的沉默了，对于杨震的感慨，他们沒有办法回答，当年很多事情，到现在依旧是一个不能揭开的疮疤和忌讳。
不过两位老帅都沒有搞明白眼前这位年轻将领，最后的一段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军内早就已经不在像红军时期，搞的那么紧张了，也经常有一些政治斗争，但是像那个时候那种大肃反却是已经沒有再搞过了，他现在提出來这些，是不是有些过于杞人忧天了。
只是虽说沒有搞明白杨震的最后一番话，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毕竟两位老帅沒有杨震那种深远的预见性，还看不到那么远的问題，但是很明显两位老帅，都不想将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題继续下去。
司令员看着杨震，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将话題错开道：“杨震同志，我有一个问題一直不是很明白，要说底子弱，你们的底子要比苏联红军差的多，要说各级指挥员的资历，你们恐怕更浅，可你们的干部，我可沒有看出來有苏军这样的毛病。”
“当然当年红军时期，也有过年轻干部提拔快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红军时期是两码回事，你们不仅与当年的红军反围剿战斗时候，所面对的敌人和形势不同，而且整个作战的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当年红军反围剿作战，不过是步兵加上少量的炮兵，即便是对手中装备最好的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和航空兵的数量、质量也远远无法与日军相比，当然你们与当年基本上清一色步兵的红军也无法相比，不仅有了坦克、大炮，还有了自己的规模不小的航空兵。”
“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们的这些干部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是怎么培养的，要说苏军的那些将领，都是火箭式的提拔，你们的各级指挥员的提拔速度也不慢，他们是火箭式的提拔，你们也可以说是坐飞机上來的。”
“就说你们这几个纵队司令员，一年之前不过是团一级，更早的一些，还有几个是连排干部，即便职务最高的王效明与王光宇，也不过是抗联的一个军政委、一个副军长，陈翰章只是一个师长，陶净非则是师政治部主任出身。”
“至于杜开山，更是不过是川军的一个排长，刘长顺，则干脆就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至于师一级的，的确是有不少原抗联的师级干部，但是总体上來看数量并不是很多，更多的还是你们自己培养出來的人。”
“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将这些原本的军事素养和基础这么薄弱的干部，培养成为一名具备了合成指挥作战能力的高级指挥员的，同时随着装备的提升，你们的指挥能力并未显示出任何的不适应來。”
“要知道即便是王效明与王光宇这两个抗联军级干部出身的人，在这之前能指挥的部队，最多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营的建制，至于装备上，更是天差地别，大量运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作战，更是他们之前不可能接触过的。”
“当年的红军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那是机动作战和游击战为主，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单纯的步兵作战，很少有炮火的支援，作战模式与你们现在无法相比，对一名指挥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远远的小于你们，而且就算是越级提拔，可这提拔的速度，也远远的不如你们。”
“这些事情，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直想与你好好的谈谈，但战役结束之后，你一直忙的脚不点地，我也就一直沒有问出口，今天既然谈到了苏联红军所面临的情况，我就更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做的，而沒有出现苏军所面临的情况。”
“要知道苏军好赖还有一些底子的，你们可真是从一片空白做起的，而且我并沒有听说你们请了苏军的顾问，來协助你们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你可别告诉我，你们这些都是和日本人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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