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
其实,从嘉庆年间,就有坊间戏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这说明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就得到了文人学者的重视,作为一本通俗小说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那时候的文人大抵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这是一本政治隐喻小说,主干是“排满思汉”的民族思想。
另一派认为这是一本艳情小说,其中的风月之事描写精妙,可堪一看。
这恐怕就是清朝的某个时期把《红楼梦》列为禁书的原因所在。
林子轩从红学的起源开始讲起,渐渐揭开百年来笼罩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层层迷雾。
他把红学研究分为四大派别,分别是索隐派、考据派、评论派和创作派。
并系统和详尽的解说各个流派的渊源,代表人物和学术著作。
比如,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叫做周椿,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以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
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
书中有他本人于1794年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是富察明义,据说是曹雪芹的朋友,写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
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拾。
至于创作派的代表人物非高鹗莫属,能够续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无疑是写同人文的顶尖高手。
但在这个时代,高鹗是否续写《红楼梦》还没有定论。
在清朝,至少有13部《红楼梦》的续书,其中《红楼梦影》和《红楼梦补》质量尚可。
对历史中的人物林子轩讲的很快,他主要讲了现代红学的发展。
重点放在了王国唯的《红楼梦评论》、蔡元赔的《石头记索隐》和胡拾的《红楼梦考证》。
此时鲁讯的《中国小说史略》尚未出版,还只是鲁讯上课的讲义,所以林子轩并未提及。
通过对这三本书的细致讲解,又带出了题咏派、百科全书派、现代批评派,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轶学等红学的各种研究方向。
从而让《红楼梦》的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揭开过去红学研究的面纱,展示在众人面前。
随着林子轩的娓娓道来,下面的学生听的入迷,连那些教授也惊讶不已。
原来《红楼梦》的研究是这个样子的,竟然包括了这么复杂的科目。
以前的人研究红学,是内行讳莫如深,外行摸不着门道。
红学成了一小撮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研究红学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算有人问起来,也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说了你也不懂!”
这大概是最好的敷衍之词了。
随着教育和书籍的普及,书籍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只要稍微富裕的家庭都能买得起一本《红楼梦》,渐渐打破了由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红学研究。
然而,因为学识和阅历的关系,每个人从《红楼梦》里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这点上,鲁讯的一段话说的很好。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是鲁讯在1927年写的文章,林子轩毫不客气的借用了。
林子轩是第一次用科学和系统的方法来讲解《红楼梦》,把包裹在红学外边的皮扒掉,露出里面的新鲜血肉来,展现给底下的学生看。
我们应该怎么来研究《红楼梦》?
这些梳理和归纳都是后世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在民国时期还是第一次出现。
在这个旧红学和新红学交替的时刻,林子轩用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来研究《红楼梦》。
底下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有一种拨开迷雾的感觉。
从此之后,红学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他们也可以研究红学,而不是像从前一样不知所措。
林子轩给红学研究指出了方向,给红学的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
“下一节课,我们到了重新认识《红楼梦》的时候了。”林子轩最后结尾道。
他站在台上,没有稿子,没有翻书,就这样侃侃而谈,一直讲了将近三个小时。
在此期间,没有教授和学生离开,反而有不少学生被吸引进来,算是一堂成功的授课。
学生们热烈的鼓掌,教授们也矜持的拍手,这是给予林子轩的肯定。
当传统文化遇到了西方的科学分析方法,产生的化学反应出人意料,让人觉得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再是云山雾绕,而是可以更为系统和爽利。
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觉得请林子轩实在是太值了,他本身也是搞文学研究的,感触更深。
这种方法可以引进到日常的教学中来,一旦形成了一门学科,就能为学校增加底蕴。
下课后,林子轩和前来听课的教授们寒暄几句,他们前来听课,就是给自己面子,他年纪轻,不能给人倨傲的感觉。
文学系主任想让林子轩把讲稿留下来存入学校的资料室,以备将来。
他隐约觉得林子轩的这次讲课或许会给红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此时的复旦大学还没有校报或者杂志,不像北大有《新潮》杂志,没办法发表。
林子轩答应下来,他也需要把讲课的内容整理一下。
他不敢说自己讲的是对是错,因为在红学上很难界定真伪对错,只能是各持己见。
不过他敢肯定自己讲的是最为全面的,因为他背后有无数后世红学大师的研究成果。
这堂课虽然只是发生在复旦大学校内,但复旦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会把它传播出去,逐渐影响到整个红学界。
红学界的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