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崇政殿门外,就听到里面夏竦正在厉声质问枢密院。3.最快军国大事,迁延两个月才上报,说得难听一点,如果党项的军力强大,两个月都足以让他们兵临两京了。
徐平和陈执中进了崇政殿。此时殿中已经乱成一团,连赐座都免了。几位大臣围住张士逊,高声喝问党项到底是怎么回事,枢密院到底还压住了多少重要军情不让朝廷知道。
张士逊无奈地道:“枢密院与诸位一般,同样是刚刚得到延路送来的消息不久。边将隐匿军情,枢密院又如之奈何?我们也与众人一样是在京城里,并不在边地”
“满口胡言!枢府掌机密,日常难道没有眼线在党项?元昊这些年刺探本朝军情,无所不用其极,怎么枢密院没有任何防备?事事依赖边将禀报,那要枢密院何用?”
夏竦额头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如斗鸡一般紧紧逼住张士逊,咄咄逼人。此次枢密院肯定要大换血,他的机会来了,能不能如愿任执政,就看这一次自己的表现。
张士逊低垂着眼帘,一言不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党项终于反了,自己必定要负责任,降职外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再说多余的话没有意思,强行为自己分辨反而被人看不起,还不如就此任人宰割便了。
向邻邦派眼线,搜集情报,问题是从来就没有这规矩,张士逊怎么派?枢密院就是个政务衙门,想派手中也没有人。所谓掌机密,只是收集各边地将帅报上来的军情而已,枢密院并没有自己单独的情报系统。边将压住情报不上报,枢密院确实是没有办法。
为了防止引起地方官员的猜忌,朝廷是没有情报组织的,实际上也不允许有。这个年代因言成事因言废事太普遍,在地方上建立情报机构,地方官员还怎么安心做事?
此次元昊反了两个多月,消息才传到朝廷,主要责任是在地方官员身上。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报上来,是因为边地州军算着党项的使节在年后就该到朝廷了,再不报担的责任更大。元昊在决定反了的时候,便就派使节入宋,正式宣告。可知延州郭劝在看了元昊使节带的信后,竟然说党项尚称臣,并没有反意,同意党项使节到京城,这才是离谱。
郭劝进士出身,为政清廉,但能力实在不足以担任边地州军的主官。党项这几年蠢蠢欲动,朝廷却一无所知,跟他的关系非常大。再一个延路钤辖李渭,同样缺乏该有的警觉,军情本来武将应该为关注才是。结果文臣武将一起失职,文恬武嬉,不外如是。
见张士逊装死,夏竦又厉声质问王德用:“西府失职,枢密是宿将,如果说张枢相文臣不通军情,怎么枢密也是一无所知?食朝廷之禄,岂能不为朝廷分忧!”
王德用诚惶诚恐,拱手道:“内翰,前两月延州上章,说是党项使节言辞谦恭,国书中犹称臣,并没有反意。此事朝中人人知晓,本将知道的,也只是如此。”
见夏竦要把枢密院的官员一一责问,李迪沉声道:“为今之计,不是追究哪个失职的时候,而是要朝廷定下如何应对!夏内翰,先商量正事要紧!”
夏竦这才停下,李迪带领众臣向赵祯见礼,赵祯赐座。
赵祯直觉得脑壳疼,对众臣道:“党项已反,如何应对,众卿可各抒己见。”
御史中丞孔道辅捧笏道:“延州知州郭劝,遇事不明,致使延路拖延党项谋反的军情不报,压了两个月之久。此事责在郭劝,当下诏切责,降职别用!”
赵祯想了一想,道:“前两年郭劝曾为元昊官告使,到党项的时候,元昊私下送他钱一百万,郭劝却而不受。再者郭劝为官一向清廉公正,直言敢谏,此次失职,当是一时无心失查之过。可落其天章阁待制之职,移往内地州军任职。”
李迪领旨,中书照此办理。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郭劝在延州连出昏招,致使党项叛宋的时候朝廷非常被动,他的责任最大。但这真的是他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其间并没有私下的小心思,以前官声又一直很好,重责并不合适。落他的天章阁待制之职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从侍从一下子降到庶官,最少相当于连降个十级八级。
虽然已经在朝中任职多年了,徐平对此次事情的发生,发生之后的处理还是觉得相当陌生,甚对觉得有些可笑。这真地不是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系统性问题。
明明知道西北党项不稳,将来非常可能反叛,为什么没有做出针对性的预案?为什么没有针对性地收集情报?如果做好了预案,发生了什么都有章可循,就不会出现这么可笑的事情。军国大事,竟然就靠一个知州个人的判断。
“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尚称臣,可渐以礼屈之,愿与大臣熟议。”正是郭劝奏章里的这一句“然尚称臣”,让朝廷上下都以为党项没反。元昊骄横狂妄,内外皆知,在国书里有不恭敬的话并不让人意外,看了郭劝的奏章,朝廷上下也只是以为如此而已。哪里能够想到,元昊这次不是不恭敬,而是真地反了。看了国书,见了使节,竟然还看不出来党项是要造反,郭劝的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真是让人无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事情要做预案,一旦触发了警报点,预案就会自动启动。事情按部就班,什么应该开始做,什么应该停下来,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不是靠着几个人的判断。科学是系统性的处理事情,是有条理,而不是靠着哪个聪明人的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是做事情的时候的小聪明,但在科学决断中是大忌,是靠不住的。因人成事不可靠,偏偏这个年代就是因人成事。
徐平在三司并不仅仅是推出一些新的政策,同时也在推行这些管理方法,革除掉以前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陋习。可惜这种做事方法没有被枢密院学到,他们这种管理方法,就决定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发生这件事,也要在别的事情上坏事。
正是意识到这是系统性的制度缺陷,徐平并没有兴趣在处罚个别官员上纠结。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想如果一件悲剧发生的时候换一个人,历史会不会有不同。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人,确实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人力有穷尽,你永远不能保证把合适的人安排到他适合的位置。实际上你无法防止发生什么,但却可以保证发生什么,这是系统性有条理的做事方法可以做到的。徐平要改变世界的,正是做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