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有些疑惑的李璋,徐平对他道:“你要记住一点,一件事情数百年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就绝不是因为几个人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制度崩坏了。我便再考一考你,从中晚唐起,军制跟以前历朝历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璋脱口而出:“府兵难以为继,以募兵代之。”
徐平摇头:“这是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根本。募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已有之,只是不为常制,用在危机关头而已。都说租庸调制崩坏,府兵无法继续,朝廷不得已才代之以募兵。若是这样说,中唐朝廷财政再坏,还能坏过汉末?那时一样征兵。至于说朝廷不掌握户口,中唐也不会比汉末豪强大族隐户更加厉害。说到底,自贞观四年唐太宗受胡夷‘天可汗’之号,以胡人为兵,渐渐代替了府兵。天宝年间,唐室最盛,哪里会缺什么钱粮,但统重兵的节镇,已全部是胡兵胡将。渔阳一乱,天下蜂起,就再也无法收拾了。用募兵代替征兵并没有什么,但用胡人兵制代替汉人兵制,却掘了中原武力根本。”
说到这里,徐平叹了口气:“从那个时候起,中原之兵便就再也制不住蛮夷了。制度才是重要的,征兵募兵,武勇懦弱,都上虚词而已。从唐大量招胡人入中原,百年间黄河以北胡风盛行,汉人胡化,所以晚唐五代之兵,虽然用的胡人兵制,却正好跟自己治下的政制相合,兵力不强还看不出来。本朝立国,胡风渐去,这兵制便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李璋听得张口结舌,禁军里胡风严重是很明显的事情,其实很多世代为兵的家庭,本就是来自汉化的胡人,大多是沙陀和粟特两族。这些人是汉化了,在更北边的契丹等族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汉人。但是一些风俗文化却坚强地保留了下来,特别跟禁军奇特的军制结合在一起,最终融汇到了中原人的文化中,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武文化。
唐宋之前,哪怕是带兵打仗的,也很少以粗鄙无文为荣,更不会以不识字为荣。但从唐宋之后,却把武人不识字,为人粗俗当作理所当然。唐宋之前的军队,保证战斗力和忠诚靠的严密的制度和军纪,之后却是无比强调个人武勇,而对制度和约束嗤之以鼻。这并不是中原王朝的传统,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
这种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续到千年之后,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信仰。说起宋朝的军队不能打,经常用的两个理由是“崇文抑武”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崇文抑武”,还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这种传统在军事认识中占上风之前,包括破除这种认识的之后,都不是问题,唯有在宋朝是问题。以徐平学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这只有一个解释制度问题。
这种军事传统一直延续千年,中原帝国,只有在制度未立之前,或者制度崩坏的时候才会出现敢战善战的军队,一旦政治稳定下来,军队的战力便就消失了。
这就像人聚居的地方被野兽攻击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为了防止再次被咬,做出的选择不是制造长矛弓箭,挖陷井壕沟,而是走出村子,张开嘴巴,举起手来,跟凶猛的野兽比爪牙,比凶狠,用野兽的方法去战斗。人终究是人,怎么能猛得过野兽呢?一直这样下去,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投进野兽的利口里去。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人组织起来,用人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战斗。把野兽抓起,驯服成家畜,或者杀了吃肉。
鲜卑打过来了学鲜卑,蒙古打过来了学蒙古,女真打过来了学女真,甚至等到日本法西斯打过了来又去学法西斯,就是不肯低头看一看自己脚下的土地,不肯看一看那些跟自己一样面孔的人,不肯跟这片土地,跟这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你凭什么不败,凭什么不被灭国?把国家和民族拖进深渊,当然是历史的罪人。
怔了好久,李璋才结结巴巴地道:“哥哥今天说的,着实有些骇人。若是被那些三衙禁军的武夫听到了,不知道要怎么编排呢。”
“有什么好编排的?他们中有的人,说不定还以此为荣呢。至于另一些人,应该能够等闲视之,毕竟这又不是他们个人的错。错,也只能错的是现在的军制。可惜,现在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只有真正跟西北打起来,血才能够教育人只是可惜了那些士卒。”
李璋道:“哥哥若说现在的军制不对,那怎样的军制才是对的呢?”
“我们汉人,从远古先贤带着百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辟出了这片家园。男耕女织,敬老爱幼,守护田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能有今天,不知经过了多少苦难,怎么可能没有武勇,天生懦弱呢?军制要合我们汉人的习惯,知忠义,懂廉耻,有纪律,万众一心,才能够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现在禁军的军制,却只讲当兵吃粮,不讲忠义,万事决于统兵官,善者不奖,恶者不罚,无纪律。这样的军制,是对应于草原胡族逐水草而居,不知国家族人为何物的。要改军制,当然是从这根本上着手。”
见李璋摇头表示不明白,徐平又道:“刀,要拿在手里对敌人挥砍才有用,而不是插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流血去吓别人。我们现在,拿了胡人的军制来,管束自己的军队,养着这样的兵,就相当于利刃倒悬,插到了自己的身上。汉人的军队,第一就是要知忠义,忠义两字不足以尽之,我称之为讲政治。讲政治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战斗,拿起刀来是保家卫国,守护民族。第二是要有组织。统兵官管一切绝不是有组织,而是应该各设专责官员,让事有专责,上下不欺。若是统兵官胡来,背叛组织,虽是小兵也可手刃其首级。第三是要有纪律。讲政治就应该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把这些明确起来颁行下去,就是纪律。从上到下,必须在纪律允许之下做事。讲政治,保证军队的忠诚,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保证军队的战力。军制要改,就是如此。”
李璋张着嘴巴,完全不知道徐平说的是什么,这些对他来说显然还是太陌生。
徐平叹了一口气:“你现在不明白没有什么,等到有一天真地上了战场打仗,便就能够体悟了。有人说汉人没了血性,怎么会没了血性呢?汉人从来不缺血性。可惜的是这些有血性的汉人,却要他们像野兽一般去战斗,如何适应得了?有人又说汉人要有兽性,把血性和兽性混淆起来。现在军制下禁军还缺兽性?他们跟丛林里的野兽一样,见到比自己强的扭头就跑,等到见到比自己弱的时便就食其肉,寝其骨。民间有谚:‘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说的不就是兽性吗?平蜀之后,激起民乱,这种事情难道还少了?国家的军队,能够比敌人还残暴,这样的军队你还有什么指望?小仗还罢了,如果大打,着实堪忧。”
把血性和兽性混淆,还沾沾自喜,不是这个年代特有的。从五代以来,用吃人喝血这种野兽一般的行为彰显自己勇气的武将不少,宋初还有遗风。崇文抑武,跟这样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正常的政权都不会允许自己军队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做。实际上崇文抑武针对的是晚唐五代武夫当国,超出这个范围,与其他的朝代比较是不正确的,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政策。不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政权便就安定不下来。可惜这传统却绵延不绝,越是对外敌胆小如鼠的军队,对自己的人民越是强凶极恶,千年以后还有“水旱蝗汤”。
两宋最能打的军队无过于“岳家军”,正是诞生在国家崩溃,军制荡然无存的时候。这支军队从来没有什么兽性,他们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正是没有了兽性,所以才有了保家卫国的血性。军人要有血性,但绝不允许有什么兽性,他们的热血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流,而不是为了彰显什么勇气,兽性是正常军队的大敌。
徐平喝了一杯酒,放下杯子,看着远处的天空,不再说话。
西北战乱将起,他是一定要去的。去西北不是为了报答赵祯的知遇之恩,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的官做得已经够大了,前途足够光明,没有那些武勋,依然可以顺顺利利地拜相,做到人臣之巅。
那些不是徐平想要的,人到了一定的地步,一定要些追求,要担上一些责任。在这个世界顺顺利利地过上了富贵生活,有妻有妾,有儿有女,徐平需要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