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皇宫,到了这个时节,也是一片寂静。在寂静之中,惟有清脆的虫鸣声显得愈悦耳,愈清脆。
徐平突然间有些后悔,自己何必去逼问枢密院有什么方略,他图之不图之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党项就是闹起来,也不过是边疆不稳,你就是把关中让出来,他都不敢带兵去占。不然大军一围,让党项军队无法机动,吞掉他的战略机动力量,然后就可以带着大军去接收党项地盘了。
说穿了,要不是党项反了会遮断西北甚至西域的交通,会影响马匹输入跟经济往来,要不是背靠契丹会牵制大宋的战略力量,党项的地位也比交趾高不到哪里去。甚至论起灵活性和回旋余地来,他还远远比不上交趾呢。
让他反又怎么样?哪怕最恶劣的情况,自己也能去收拾过来。
唉,多嘴一句话,就引动了赵祯的心事,来逼自己写什么改革方略了。
改革朝政,说起来容易,现在上街随便拉一个读书人,他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若是在徐平前世,上网个帖子,能够辨论上几天几夜。
但是,真地考虑到可行性,有效性,还要降低副面作用,选择就会少之又少。而且千头万绪,很难说从哪里改起,一步一步怎么做。
你只要定好了步骤,即使勉强把第一步迈出去,第二步百分之百地会走偏。这一点不用心存侥幸,也没有侥幸的空间。改革只能有目标,有一个大方向,具体的过程和采取的措施,必须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只有不断调整,才能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才能保证改革最终会实现目标。
你可以定出第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实现了第一步之后,怎么根据实际情况去迈出去第二步。但却不可以说第一步应该怎么干,第二步又该怎么干。否则地话,等第一步落地,第二步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向前迈了。
凡是事情一开始,不讲目标方向,或者讲了之后洋洋洒洒潇洒地定好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这件事该怎么做,那件事该怎么做的,便就如宋太宗用锦囊妙计指挥战争一样,打一百次败一百次。而且不但会百战百败,还会把自己的信用和力量迅消耗干净。
今天赵祯客客气气地在天章阁,虚心地问徐平改革的方略,等到真按着徐平说的办了,现跟今天说的有偏差,那可能赵祯就永远不会再问了。
赵祯转过身来,看徐平紧皱着眉头,抿着嘴唇,一言不。不由笑道:“时间还早,你尽可以慢慢想。说起来,自你回京,快一年了,难得像今天这样,我们君臣二人说一说心里的话。你与王拱辰一起开了家店,里面卖的果酒味道甚是不俗,我让人在宫里也学着酿了些,今夜我们便痛快喝一回!”
徐平恭声答道:“陛下有命,臣自当遵令!”
赵祯吩咐下去,不一会,一个小黄门提了一个大桶过来,里面放了两瓶酒。
徐平看了不由苦笑,这桶跟自己店里的一模一样,大小款式,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就是赵祯这位老实皇帝,也一样对臣下的私生活感兴趣,而且还会派人刺探。皇城司的那些人,依然旧习不改。
上了酒,又摆了几盘蔬果,两人也没有坐下,随兴地端着杯子随便喝两口。这里是天章阁,上酒已经是不得了,不可能还几大盘几大碗有鱼有肉。
一边与赵祯聊着闲话,徐平一边想着刚才赵祯的问题。改革方略,说得云里雾里模糊了不行,说得太明确了也不行,神仙也不能把每步都估算清楚。这中间度的拿捏是非常考验人的,徐平不得不绞尽脑汁。
赵祯信任徐平,但终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信任。这一年就是观察期,觉得徐平做事情有自己的主意,而且条理清楚,卓有成效,才会来问他。今天党项使节的事件只是一个引子,没有这个引子,赵祯过些日子也会找个由头来问的。
徐平陪着赵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心里则考虑着过一会话到底要如何说。
皇宫本来是唐朝时汴州的州衙,一个地方官府,规模终究是有限制。虽然五代时候经过几次扩建,面积却无法扩大,建筑多了之后更加显得拥挤。太祖登基之后一切从简,宫里只有几十个内侍,就是加上宫女也不到百人,跟个普通大户人家规模也相差不多,还不觉得挤。到了太宗之后,服侍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便就拥挤不堪了。
哪怕就是在天章阁里,隐约还能听到其他宫殿传来的声音,平添一份市进气息。
徐平端着酒杯,看着夜色,听着远处传来的人声,突然间心有明悟。
范仲淹、欧阳修那些人,天天喊着以大道佐君王,其实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啊。大道至简,但大道又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过的,必然不会错的。当然那些人的大道徐平不懂,但他前世上过十几年的政治课,有自己的大道啊。
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又何尝不能作为这个时代的大道?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多么简单明了,生产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展的量变积累到质变,自然会要求生产关系与自己适应。如果生产力积累的能量不足以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那么生产力便会倒退,依然被束缚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之下。在中国这个大一统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也远大于世界其他地方,在别的地方可以引起惊涛骇浪的变革的生产力展,在中国可能就只是一朵小浪花。所以徐平要在纺织工业搞重点突破,由点及面。
问改革方略,徐平现在能够回答的只有在几个重点方向的生产力展,具体来说还是无非纺织工业,三司的商业布局,用官府力量为纺织工业商品化铺路。
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徐平前些日子想的立言,其实就是意识形态,让意识形态与未来的商品经济相匹配。至于政治结构,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三司的力量就足够能够适应了。而且这个年代,政治结构对商品经济的束缚还是相对较少。
说穿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外在表现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原始社会对应原始经济,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对应井田制,实际是庄园主,封建社会对应小农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对应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对应计划经济。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庄园主的经济几乎必然对应奴隶制,哪怕就是两晋隋唐,大庄园对应的也是奴隶制。只是他们不占整个社会的主流而已,主流还是小农自然经济。
到了这个时代,大庄园主已经被一扫而空,不用担心奴隶制的回潮。政治上又不抑制兼并,相应的小农经济势力也不强大,商品经济展的束缚几乎是最小的时候。
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家当政,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资本家当政会直接退回到奴隶制的庄园主经济。说穿了,资本家的资本,土地是不作数的,如果土地资本占了资本家资本的主流,那不但不会有资本主义,连小农经济都将不存在,而只会让奴隶制成为主流,开历史的倒车。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徐平不用在这上面动脑筋。
徐平要做的,还是那句话,展商品经济,让商品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至于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社会,无非就是跟历史上的欧美都不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
小农自然经济比庄园主先进在哪里?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为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提高了地主提升土壤肥力改进农田基础设施的积极性。纯粹的农业社会之下,这就是最合理的制度。高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先进在哪里?在于生产、交换、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链条,一旦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环节断掉了,商品经济也就不会再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会再存在。商品消失,退回到自然经济。
生产力的展要维持住商品经济的链条,这样就维持住了经济基础,建立在之上的上层建筑,不管是政治结构还是意识形态就会站住脚。这条链条越稳固,社会就会越稳定,如果这条链条出了问题,那么整个上层建筑也就会根基不稳。
把这一点想通,徐平也就明白了改革要从哪里入手,要怎么做,将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许每一步都不清晰,但最少保证走得稳,尽量避免反复。
至于怎么做?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前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