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在上海创办军官学堂之事,自然要上奏给北京的朝廷,而今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权位未稳,东南之事皆仰仗于曾氏父子的湘军、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曾纪泽在奏章中声称,设立学堂,仿西人练兵之术,皆为平定粤匪叛乱,朝廷方面自然不好妄加否决,慈禧顺水推舟,不但同意了曾纪泽的上奏,而且还大加赞赏了他一番“忠君为国,劳心劳力”的言词。
曾纪泽就是仗着慈禧权力未稳,在太平天国未平的这一段特殊时期,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所作所为,她只能睁一只睁闭一只睁眼,故而如合资建厂,开办学堂这些大事,都是先斩后奏。
在黄浦军官学堂创建初期,根据具西方的军事教育,结合大清目前的实际情况,军校分别设立了步、骑、炮、后勤、文化五科。教官以总教习长戈登、教习威利为主,另外还聘用了数名英国及美官补充不足。
课堂教育,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之外,并增加了理化、数学、史地等课目,每节为一个半小时。
典范令是丁日昌与戈登等人经过反复探讨,中西结合之后编写出的,关于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以图说话,注以旁白,对于那些文化水平尚低的学员来说,简明易懂。
普通的知识是为辅助教育,军事知识方面由洋教习充教授,自然科学则聘用普通的外国文职人员教授。而史地、思想教育等课则主要由冯桂芬等开明人士担当。
另外,学教的教学以课堂教授与野外实践相结合,由简入繁,包括了实弹射击、炮兵操炮,后勤运输、架桥作业、爆破演习、体操、劈刺等等,占教学时间的一半左右。
根据曾纪泽的要求,能够进入黄浦军事学堂学习的学员,大多是从淮军原有各部选拔而出,具有初级的文化知识,便于教授。年龄则以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思想观念尚未完全定型,不似一些年长者保守顽固,他们更易于接受新鲜的事物,有利于树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
新兵的招募,军官的培养,淮军的扩张与发展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与此同时,东南战局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自1861年8月攻陷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由皖南东流进抵安庆,筹划进军金陵围歼太平军。为巩固后方,他决定先肃清皖北一带的太平军,随后沿江直压金陵。
救援安庆失败之后,陈玉成兵团精锐损失殆尽,军心散乱,其部在经过数月毫无目的运动之后,不得不取道英山、六安,逃回了得镇庐州。至此,陈玉成残部则成为与金陵及江南太平军完全隔离之孤军,独立转战于皖北。杨辅清、黄金文等部援军则退回皖南。
于是曾国荃、多隆阿部趁胜陆续收复桐城、舒城,杨载福督水陆各军攻陷池州府,进占铜陵。至11月时,湘军基本肃清了长江中游太平天国势力,长江水道即为湘军全权掌控,庐州三河粮运皆绝,固守皖北的陈玉成陷入了绝境。
此时,李秀成部正在上海与曾纪泽的淮军纠缠,李世贤据守浙江,杨辅清、黄文金等则在皖南各处与湘军曾贞干、鲍超等部对峙,均不能分兵救援。至于陈玉成所派入河南的陈得才部,则因消息隔绝,一时难以东返。湘军在相继攻陷庐州外围据点之后,将庐州团团围困,陈玉成兵团的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
庐州郡城既大又坚,护城河身甚宽,陈玉成自率四五万人,婴城固守,倚水为险,湘军很难逼近城下。然而,身经百战的湘军连安庆这样的坚城都攻得下,何况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庐州。多隆阿、袁甲三等督军连日强攻,采取了水淹、炮轰等多般攻城方式,至186年1月初,陈玉成部已渐有力不从心之状。
曾纪泽敏锐的意识到,此刻又将是他立功的一个绝好时机。虽然他身在上海,与皖北战场相隔千里,但他清楚的记得历史上的陈玉成是如何兵败被俘,他只消一封书信,便可以这功劳轻易的记在自己的头上。
于是,曾纪泽亲笔修书一封给其父曾国藩,信中指出陈玉成兵团虽然精锐尽丧,但陈玉成本人的威望尚在,若不能将其围杀于庐州,一旦容他逃出包围,得新树起伪英王之大旗,则其部很可能相蝗虫一样迅速重振旗鼓。因此,若要扫平东进金陵的后顾之忧,就必需灭亡陈玉成。
曾纪泽在信的后部分为曾国藩出了一计,言陈玉成目前坐困庐州,消息不通,可命已经投降的苗霖沛作书,诱其突围前往寿州,介时便可不费一兵一卒,一举将其生擒活捉。
历史上的陈玉成,也正是中了苗霖沛的奸计而被俘,曾纪泽也只是把本该发生的事实,据为自己的计策进言给了曾国藩。
陈玉成一代名将,抛开利益关系,本也是曾纪泽相当尊敬的人物,若非各为其主,曾纪泽倒真想结识这位一代名将,更或者将其收揽入淮军麾下。
然而,他很清楚陈玉成气节可比云天,被俘之后惨遭折磨而不屈,最后被处死。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会投靠在他的旗下的。
身处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不是朋友,便是敌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任何挡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都必须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如此说来,区区一个素不相识的陈玉成,又算得了什么呢。
“换成是他陈玉成,也会置我于死地而后吧。”曾纪泽心中冷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恐后他手中的刀会比我更锋利。”
曾纪泽扫了一眼手中的墨迹初干的书信,毫不犹豫的将之装入了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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