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祸起萧墙（二）

198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华北—8o2”军事演习，演习的课目是方面军防御战争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的军、师、团、营，空军航空兵大队和空降团，连同保障部队共ooo余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27辆，各种火炮1541门，各种飞机475架，各种汽车1o6o6辆。是中队历史上投入兵力、兵器最多的一次。

整场演习从9月14日开始，18日结束。先后演练了4个课题：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空降与反空降；坚固阵地防御；战争反突击。作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建设在根本方向上拨乱反正全局性重大成果的展现，在演习的第四阶段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亲自莅临现场。

一时间山地急造军路上的车队蜿蜒进入视野。7oo多辆来宾保障车，通过各路口调整哨的时间精准到秒。到了参观台，再次分流入场。所谓参观台，那是一座不小的山。通过劈山削岭的巨大土方工程，可供这一天32万人的观看和近千台车辆的进出道路及停车位。

这次出行号称“中南海大搬家”。岂止北京，省、市、自治区，及至地级的党政军领导，应到的大体都到了。军队系统，只留一名副总长在京值班。说这是百年难见的高层集会，一点不夸张。而安全保卫工作更成为了各方面的众重之重。四个演习场的四座参观台，分别由四个野战军负责派部队施工。同时第一招待所也同时粉饰一新。

据说在修建在招待所的同时还生一件小插曲，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在现场考察之时，现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就在第一招待所一号楼的几十米相对的墙外，有一家地方上的两层楼饭店挺拔而立，能够窥视招待所的院内大部和整座一号楼。在不扰民的原则之下，让饭店中止营业的事情自然是不能作的。但是中队自然有中队的办法

当年22层的北京饭店拔地而起，中南海一览无余，周恩来总理灵机一动，盖一座楼挡住。当然后盖的楼同样可以俯视，不过这座新楼由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居住，一举两得。当时北京军区也就依样画葫芦，同样在第一招待所的前面建了一座新楼。

而北京军区方面固然是认真至极，中央警卫团的工作则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当时警卫部队所提出的口号就是：“把中央长的住地当作中南海，把参观台、阅兵场当作。”对四个演习点，一个阅兵场，十七个接待住地，六条主要线路以及国防工程点、专机、专列停靠点、晚会场所等都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主要的警卫地段、房间一个一个看，路线一段一段查，哨位一个一个摆。供水、供电、消防和防空设施都经过仔细检查，准备了应急方案。

但问题偏偏就出在了最为关键的最高领导人住地，作为张北地区的“小中南海”，这里的警卫工作异常的严格，所有人、车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自来水水质报关，食品检验，封堵地下暖气通道。甚至防止吊灯坠落，地面打滑，电源安全。工作细化到几乎是杞人忧天的地步。但是百密一疏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野战军医院的一位女护士，因为对院领导的某些工作安排的不满，竟直闯“小中南海”。她的装束没什么特别，绿军装、无檐帽，红五星，红袖章，丝袜之下的黑色高跟鞋，衣兜里揣了件东西就直奔第一招待所。按照常例招待所门口岗哨林立，无论是北京来的保健人员还是长的子女都要接受检查。但是这个女孩却宛如一个高傲的公主，挺胸抬头，目不旁视。从大门正中气宇轩昂的傲然直入，哨兵们待她走近，立正行执枪礼，她理都不理，在肃然起敬的目光下将值班军官和哨兵的第一道警戒线甩在身后。

接下来的故事几乎犹如神话，在这个女孩子盛气凌人，一脸要作的表情之下，怯阵的反倒是8341部队的哨兵，招待所大院内的几道岗哨也被迎刃而解，这个女孩子直接来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居住的3号楼前，才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件东西，“这封信请交给主席。”

事后从中央警卫团到野战军方面的检讨材料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有人把这一意外事件归咎于疏忽大意，毕竟当时社会上进行了两次严打斗争，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都已大为好转。第一接待所附近又没有闲散人员活动，在大军云集的演兵场上，中央警卫团虽然将核心区域视为了“小中南海”，但是毕竟思想上仍不免有松懈之处。

也有人将那个女孩可以穿越层层警戒线归结于“女兵效应”。在当时的中国，年轻的女孩子穿上一身橄榄绿便拥有着无上的特权。年代，有同一个宿舍的几个女兵开展过“百日蹭车无事故活动。”就是坐共交车不买票，还不被抓住，限期为一百天，她们倒不缺钱，只是寻求那种犯规的刺激。结果她们在无意间利用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心理缝隙：女兵最要面子，还能不买票？于是那一百天她们是唱着歌走过来的。

无独有偶，8o年代有个地方女青年，想到老山前线玩玩，弄了身女装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的证件，但是前线部队还是热情接待，因为军装就是证明。她逛遍了前线，然后流着泪告别了指战员们，军车直接送她返回了昆明，她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但是却得到了造成危害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的确在普通民众的眼中，那个时代的女兵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但是林太平却觉得8341部队毕竟是直属中央领导，大部分的哨兵都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普通的小护士又怎么可能逃出他们阅人无数的双眼呢！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后来被查出叫吴莉亚的女孩子自身一定拥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修养，使得她在哨兵的面前真的便犹如一个不可侵犯的公主。

事后吴莉亚所在的野战医院领导坚持要给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护士以最为严厉的处分。但是此时她的信救了她。这封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的大意是，女孩的父亲曾是老红军，在战争年代与党中央主席是战友，因此冒昧的想要请党中央主席帮个忙，使得她能够顺利的突破野战医院领导的阻挠，去已经考取的军医大学进修。

这份信虽然写的语气平和，但是潜台词里除了包含对自己父亲机遇的唏嘘，曾经的中央红军干部，今天却无权无势，她不能不求助于党中央主席之外，更包含了对医院领导处事不公的无声控诉。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份信转回到她所在的野战军司令部之时，医院方面的处分意见也几乎同时上报给了军长。

从后来林太平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当时该野战医院的领导坚持不放吴莉亚去军医大学的原因并非是医院方面所说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一线的业务骨干，野战医院方面爱惜她的才干云云，而是因为院领导的儿子看上了这个女孩，相关领导便以上军医大学的问题为筹码要挟吴莉亚与他的儿子结婚。

8o年代对于中国的年轻男女来说是一个躁动的年代，随着国门的徐徐打开，长期被压抑的人类本能如井喷般的疯狂释放出来，而权力又是最好的。因此依靠着自己老子的一身伤疤而在社会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并在少数。要不是党和国家根据“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全面开展严打运动，林太平真的不敢相信社会风气会糜烂的何等的程度，而如果没有流氓罪最高可判死刑的先例，估计吴莉亚所面对的也可能不仅仅只是要挟而已。

但是这位野战医院的领导却显示是个官场老手，他只紧紧抓住一点大演习不比平时，私闯警戒线是通了天的政治错误—甚至是政治事故、政治案件，而是否允许她去上大学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问题。当然这样的严肃态度其实说到底不过是姿态而已，包庇政治错误无疑是更大的政治错误，如果处分女兵还不能平息军长乃至中央领导的怒气，那么野战医院方面再自请处分。而如果军长不予追究，那么医院方面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

不过处分与否，其实野战军方面也必须看这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党中央主席对这封信的态度了。结果领导人在信上简单批示如下：确与其父相识，但已多年未有联系，这种事情还是以部队的意见为主。虽然含蓄和客气，但是野战军方面却不难解读出其中的意思。

先女孩的父亲与党中央主席的战友关系属实，这一点无疑是最重要的，而以部队的意见为主，也就是说自然还有一个为辅的意见，那么是什么意见为辅的呢？顺应信的意见，至少是不反对这个女孩去上大学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野战军方面难道还真的不该面子，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吗？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其实在野战军方面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因此吴莉亚顺利的离开了野战医院去大学进修去了。

不过去哪所大学这里面却也不无玄机。部队相关人员在军医大学进修完成之后，理论上都必须归建，也就是三年之后，女孩还要回到野战军。而那样的话对于野战医院的相关领导来说不仅颜面全无，此后更会龌龊不断。而吴莉亚竟然有党中央主席战友之女这层关系，野战军方面更不能不为她考虑前程。因此野战军领导便改变了其最初的报考初衷，直接将她送入了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重点医科学校—北京医学院。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北京医学院的相关设施条件毕竟比军医大学要好，另一方面也为吴莉亚毕业之后的工作安排留有了空间。

不过事后出于政治上的警惕和好奇心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林太平所在的总参谋部都对吴莉亚的家庭背景进行了一番秘密调查。其结果多少令林太平感到有些苍凉。女孩的父亲在3o年代初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团级干部，但是在随后席卷整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之中，被指认为“ab”团成员。

相比于很多被屈打成招的同僚相比，吴莉亚的父亲表现出了一个人应有的高尚品质。除了拒绝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之外，更拒绝去构陷其他人。而从林太平事后调阅的记录之中，他便看到了当时审讯人员曾有意将矛头指向包括今天的党中央主席在内的很多干部。但是却被吴莉亚的父亲一一坚决的予以了否认。

尽管吴莉亚的父亲最终没有在现实面前屈服，但是在1934年开始的长征中却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打游击。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之下，这个带着遍体鳞伤的男人最终坚持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却没有得到名誉上的恢复。但是他却没有去申诉命运的不公，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并在妻子早丧的情况下，独力将女儿抚养成人。

对于吴莉亚和她的父亲，林太平抱有深深的敬佩，但是在今天这一的事件之中，他却不能不怀疑已经改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席离奇的失踪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早有预谋的巨大网络。

“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领袖的生命安全，我们可以死但是不可以错。”在阴暗的下水道里，一个无比庄严的声音在许正阳的脑海里回响着。那是他受命加入中央警卫师第一天师长对他们的训诫。可刚才那电光火石般的激烈交火之中，他没有象战友们那样选择从容的面对死亡，而是选择了后退。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以错”。

这是一次计划之外的出行，对于一个早已在政治上早已死亡的老战友之女邀请自己参加其毕业典礼的来信，绝大多数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请自己的秘书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回信，告诉对方虽然自己有心前往，但是由于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实在分身乏术。希望对方能够谅解，随后再摆出长辈的架子，教育对方应该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投身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之中。如果再周到一点，也无非是请自己的秘书亲自把信送去，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但是向来亲民爱民的总书记却选择了亲自前往，对于这一次出行，中央警卫局方面并没有提出太多的异议，毕竟行动范围在北京市内，何况北医大距离中南海又不远。因此尽管出于对领导人的安全考虑。按照惯例，中央警卫局依旧派出由中央警卫团第七大队—干部队第三分队担任总书记的随身警卫。

中央领导人的出国访问或基层单位调查，保卫工作一般情况下分为三层，最外围是当地的的公安民警或驻军。而在领导人活动的小区域内是当地的特种警卫部队—在国内是省公安厅直属中队或省武警部队负责，在国外则当然是由当地的特警部队来警卫。而始终跟随并保卫领导安全的第三层则是中央警卫局第七大队的警卫人员。

但是总书记自上任以来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总书记甚至率先提倡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也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而总书记一次次要求尽量缩小影响，这也为保卫工作出了不小的难题。根据要求国家领导人出行，中央警卫局需要身边从一百五十米至三千多米的范围内的建立多层警戒线。而自6o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央警卫局更曾详细分析了肯尼迪总统遇害的整个过程。因此特别加强了道路桥梁，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等的警戒工作，并在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配备阻击手。

而这一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总书记出行身着便衣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便入住学府林立的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用三天时间熟悉附近周边环境，同时第七大队设计了两条从中南海到达北京医科大学的路线并沿途的部署警卫工作。而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也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换小型的自卫手枪。

中央警卫团所装备的轻武器可以说是代表着中工最高水平的。因影响，本来准备装备公安干警和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使用的64式手枪直到198o年才正式生产定型大量列装。但事实上早在7o年代初中央警卫团便已经开始接受这款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警用手枪了。

不过和其他部队人手一枪相比，中央警卫团的枪支配备相对宽余。除了64式手枪之外，每一名干部队的成员还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54式手枪。毕竟54式手枪曾先后在多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经受实战检验，以其较大的威力、较远的射程和较高的精度备受广大指战员喜爱。根据任务的不同，中央警卫团也会对警卫人员所配备的枪械进行选择。

不过这种不祥的预感很快便被冲淡了，毕竟这是一次很短距离之内的保卫工作，而品学兼优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师生之中隐藏“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几率也少之有少，即便有人暴起难。许正阳也坚信即便是赤手空拳自己也可以制服对手。多年在队里散打比赛的成绩让他有这一份自信。何况在每一辆警卫车辆的后尾箱里还放着即便是总参直属特种部队都还没有列装的新型武器。

整个保卫工作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总书记意外的出现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立即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除了向对自己出邀请的吴雅莉顺利完成学业表示祝贺之外。总书记还对所有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作了包含殷切期望的演讲。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便已经顺利的踏上了返回中南海的归途。而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最后的3o分钟车程竟然会成为他们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