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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五章：铁血帝国早期的思想维新之路

正文：

“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刘云《挑战》（帝国社会科学内参《争鸣》杂志特稿）

光绪十六年夺取政权以后，后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清洗，刘云的特种兵团被称为“新血滴子”，从事了数百起暗杀活动，其中不乏错杀冤杀；而大部分官员都见风转舵投靠帝党旗下，宣布“拥护维新”。在腥风血雨之中光绪的帝权从表面上得到了巩固，地方也暂时屈从了中央的铁腕。前期后党洋务派建设的产业在这个时候被刘云集团系统地据为己有，成为帝国工业早期的基础；而其他的产业仍然控制在帝党同僚的手中，并没有统一在中央的旗下。除了张之洞得到了帝国海军的指挥权后，让出了湖广的产权外，刘云大部分掌握的就是各地的军事工业。尽管刘云集团也想建设完备的产业基础，但是在这几年暂时只能依靠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和国家干线铁路产业。其他的，就需要“国学”的发展了。

在因为擅自成立数所师资不足的大学，被教育部“勒令从事教学工作”的马丰在十六年夺权后，就在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科技指导组，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的方法。如何在中国推行科技文明的课题在争论中得到发展，一个新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

“西学？西方有我们先进吗？是国学才对吧！”夺取政权后不久的“次谋部”会议上，当刘云向马丰询问大学设立后，如何“取消八股，推行西学”的时候，马丰语惊四座，并拿出了一套详尽的《国学复兴方案》。

《帝国日报》作为刘云集团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光绪十六年末在京师印刷出版，光绪十七年全国各地县城都覆盖到了。十八年初，光绪皇帝在《帝国日报》头版题写了新年致辞，同版刘云的《天下维新》都是轰动朝野的爆炸新闻。事实上，十六年宫廷政变后的一两年间，各个行省都宣称推行新政，但是朝野还不清楚到底要如何发展：有的人认为就是继续发展洋务，有人认为要渐进西化，有人认为是“尊王攘夷”，有人认为“大政归还”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八年朝廷宣扬的居然是“文明复兴”的口号。

“外国之技，中华早已有之。其时民智未开，知者恐用之不当；又值华夏小康，人心思安，故蔽焉。天下大乱，志士出焉，启民智而兴国学，以复大治……”

“这是什么？造神运动？”次谋部里面军官团的咆哮的高分贝完全压掉了科技组成员正在读稿的声音。

“这不能叫做造神。要是造神就不说什么‘知者’、‘志士’，直接说‘圣人’好了。”马丰解释道。

“我们的科技本来就比他们先进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解释还要大费周折呢，古代文明说我觉得较为简单，不论是和国内还是国际解释都容易。”张志高应和道。

“我们在大学讲的东西尽管是基础科学为主，那些西方人都听傻了。他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平面几何体系是商高提出的，行列式是南北朝刘徽发明的，极限是祖冲之发明的，而积分是祖冲之的儿子祖恒发明的。信不信随便，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讲了。”罗素兰突然插进来。一向因为空壳大学和马丰“顶牛”的他的支持到让当事人有些受宠若惊，结果表达强烈善意的感谢目光投射之下，对方以聚焦在无穷远处的双眼予以回应。

“你们想用烧火棍，不想用飞机大炮打仗的话，趁早说出来。”文官的首脑，国务卿（总理大臣的次官）文易在一旁冷冷说道。

“是呀，95枪族的枪看来对你们是不大合适了，大概从88汉阳造用起，一百年后再更新好了。”牛金也揶揄道。

“九五枪族？58口径的？”军官团兴奋的交头接耳起来。

“怎么，提前到1895年装配部队不行么？中国制式武器生产的好东西还不止这些吧。等到汉冶坪的事情和张之洞谈妥了就会从汉阳开始成批生产。”

“我们会使用新的电动车床设备生产——明年丹江口水电站试运行。当然，这些都是在‘文明复兴’的口号下推行的。”马丰添油加醋。

“还有什么要说的么？”刘云看着左边的军官团们。

“……”

“好。你们接着说吧。”

和次谋部内部争执的内容不同，朝野对于“志士出山论”倒是颇为欣赏，也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因为大家很容易想到了诸葛亮的故事，不论如何刘云成为现代孔明，要“匡复中华”的说法（民间进一步传说，刘云等人是“墨家子弟，鬼谷一门”。乾隆“曾经托付刘云师傅，要他们在关键时候献其绝技以拯救天下”，现在是他们“应誓而出”云云，军官团怀疑是文官团暗中散播的，尽管后者从未承认）确实让国门被列强打破后，惶惶然不知天下安止的文人们有了精神的寄托，更加理想的效果是“乱世说”极好地满足了文人的虚荣心（自己修习的是“治世之学”嘛）的同时，科技不再是“奇技淫巧”，而是作为“乱世之典”的“新学”引入了文人正统学术之林，天下举子秀才趋之若萤。当然，《帝国日报》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帝国日报》长篇累牍地谈论孔孟之道，提出“习圣人之言，当习其时，习其地，习其事，知其因果，不可断章而取其意”。

举例而论，《论语；阳货》中，有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历代争论都在何谓“上知”，又何谓“下愚”，但是谁都认为“上知”“下愚”是两个名词，和孟子“劳心劳力”论，构成了等级社会和愚民政策的思想基础。《帝国日报》中却批驳了这个解释，认为和“性相近也，习相远矣”的前文联合解释，“上知”“下愚”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指“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的两个偏正结构，而是两个动宾结构，“上”是“崇尚”，“上知”意谓“崇尚聪智”；“下”是“轻视”，“下愚”意谓“轻视愚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意思是“只有崇尚聪智与轻视愚昧（的观念）是不变的”。这种“聪智”“愚昧”是与知识的有无、获取知识的多少密切相关的。“聪知”是“有知多知”的结果，“愚昧”是“无知少知”的表现，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高下。

现代科技理论被打上了墨家的标签成为国学的分支，而日渐茁壮的公武派更大的精力集中在儒家经文的再诠释。不但这种整体理念通过宣传机器被颠覆，连许多生活细节都被影响着。再举例而论，孔子《论语；乡党》中“割不正，不食。”自古认为是“宰杀猪、羊时割肉不合常度，是失礼的行为，食物形态也被弄坏了，所以不吃”是尊礼的直接表现；但是《帝国日报》在《国学真解》栏目中指出，“不正”是“屠宰的方法不当，造成肉中带有病原”，是科学养生的论述。孔子的“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也不是因为对于祭品的崇敬，而是提醒注意肉不要因为放置过久而损坏。（帝国冰箱微型化后，祭品民俗演变成祭品放在透明的冰箱中，祭祀完了大家就吃掉“以慰相思”，比“现代”的民俗中浪费祭祀食物的做法好像要文明得多。）

儒学在公武派的把持下，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感谢中华文明的特点，孔子不是上帝也不是真主，他的学说是可以研究和推敲的，何况文人乐此不疲。光绪十八年间，儒学由外在的“礼”还原到内在的“仁”，到了十九年，儒学家们进一步地通过对内在的“仁”存在的根源的探讨，发现孔子原来把“乐”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源：

1，生活之乐：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事业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道德之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论语季氏》）“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论语阳货》）。

公武派宣称，孔子以“仁”释“礼”，将作为外在规范的“礼”解释为“仁”的内在要求，而“仁”又基础于人的心理感情之“乐”，因而“乐”高于“仁”更高于“礼”。孔子的“仁”却自始即是以“乐”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乐”是比“仁”更深层更宏大的概念。因此，科技和经济可以满足人之乐得到了道德层次的肯定。而“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溶、主客同构”作为“乐之极致”终结了洋务时期“西学”和“中学”的说法，天下学说无所谓中西之别，天下民族也无所谓满汉之分，差别仅仅在于文化的差异，而我中华则“包罗万象”“海纳百川”。规范和平等的思想逐渐被世人认同。

公武派这期间对于中西文化最大的突破则在于科学和玄学的划分，导致了中国随后奇迹时代的“思想爆炸”。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有：

一、“可道非常道，常道非可道”。世界是无限的，因此它整体上说也是不可道的。科学的思辩、量智、理论理性，永远只能认识其一部分；玄学的体证、性智、本体理性，才能把握其全体。科学与玄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问，科学思辩的对象及结果为知识，知识的特点是“可道”，故知识是“支离破碎”的；玄学体证的对象及结果是本体真实，本体的特点是“不可道”，故本体只可以“整体如此”。因此“墨家”研究“可道”还是释家、道家研究“不可道”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没有高下的差别，儒家则阐述两者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后来为奇迹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造与价值：天人合一，则宇宙是我内省的归属。对于这种归属的体证，便实现了能所互泯，内外浑然。从而宇宙与人生同体同性，天道与人道同质同流。故而便有其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万物生生不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我身心的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推动和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于“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这便是人生价值的极致。但这种人生价值的极致并不遥远，它就在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之中。也就是说，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都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极致的组成部分。因此创造的价值，在于“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这个在当时建立的一切以“天人合一”“日新化育”为终极的信仰体系彻底打掉了“利”“义”的争执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

到了后来的奇迹时代，从事政治的士人，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被赋予了和士人相同的地位的工商业的圈子中，“君子小人说”仍然被广泛采用，“商人于信，学人于真，士人于义”，把商业信誉、学术道德和政治道德上升为社会思想信仰层次，乃至“天下大治”，这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就不是刘云集团以及公武派当初能够想到的。刘云后来在《挑战》中说到，“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恐怕除了总结，还有那么一丝感慨的意思在里头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