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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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o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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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二月份经济上有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