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发达原因与表现

宋代文化的发达有多方面的原因与表现。首先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宋时教育非常兴盛。宋代的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从国子学到县学，普及面极为广阔。私立学校也很兴盛，如白鹿洞、应天府等著名的四大书院，可同时容纳数千名学生，“以至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规模和学术水准都能与官办学校相媲美【注：这和当时的科举制度也有关联，宋王朝为从各阶层选拔效忠于他们的官僚，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但和唐代“温卷”之风不同，宋代科举采取的是弥封、誉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而且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宋太祖就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这必然促进了官学与私学的兴盛】。文化的发展又与先进科技水平的助益关系甚大，尤其印刷术的精良与普及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宋代公私刻书业都很兴盛，“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拿国子监收藏的书板来说，国初不及四千，短短四十多年内就猛增到十余万。当时不仅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士庶之家亦皆有藏书，且动辄就有万卷之众。宋代还首次出现了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像著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

宋代文化事业中尤足称道的是《天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及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编撰，诸书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规模远迈前代，给当时与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给宋代士人以深刻的浸染，他们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同时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宋代私家著述远超前代，还有不少是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士人的渊博深湛促使宋代学术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当时的理学、史学、文艺学、考据学都很发达，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杨万里等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写下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学术修养的高深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则表现为以学问为诗为文的倾向，提倡“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因此增加了作品的学术性、文人气，使作家更善于深刻的思考与缜密的议论，使作品意蕴更加深厚丰满。宋代文学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教育、印刷业的发达与作家的知识素养，同时也是宋型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由于宋王朝提倡文治，艺术高度繁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都各呈异彩，它们与文学彼此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趋势越发明显。对不同艺术间融通交流的认识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普遍认知，譬如苏轼的著名观点“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的融通理论是宋人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画论与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题材，还深刻影响到诗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与舞蹈更与宋词的发展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艺术交流活动的丰富频繁。文学与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的交流，不仅增加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提高了他们的美学品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宋代文人的文化视野、增强了他们的艺术气质，并给宋代文学输入了更加新鲜的血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