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夏云罢了两位朝廷大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加上朝廷的邸报,短短半个月时间就散发到全国了,大家伙都知道朝廷这次来真格的了。
引发这件事情的,就是在京的上千名候补官员,未曾外派,官员们生活艰苦,度日如年,为了前程和功名,还不得不贿赂吏部官员,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因此,形成了涉及面很广的贿赂链条。
在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为此惟有痛下重手除掉大明机体上的恶性肿瘤,以猛药医治,方可解决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然解决了腐败,为了防止腐败,相应的制度建立,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遍布在各省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以及新近设计的民情司、民情道、申明亭等信访系统,还有居于幕后神秘的东厂探子,这些措施在构筑成一张无孔不入的监察网络。
这十三道监察御史、八府巡按,还有那民情系统的官员,按照夏云的意思,全部筛选一些家境贫寒,上进心强,一腔热血的青年官吏担任,他们都互不统属,各级地方大员都管不了他们,他们的权力也大得惊人,可以风闻言事,只要掌握怀疑的证据,就对官员们实行“双规”,这“双规”是夏云仿照后世的办法建立的制度,这些御史、巡按可以不需确凿证据就可以入屋搜查,可以申请特别保护等等。
当然为了防止这个系统的人坐大,夏云规定他们只有侦查的权力,不拥有抓捕和审讯犯人的权力。这些抓捕权归各地的巡检司,审讯犯人如果是省级的归大理寺审理,如果是府、县的,就规直接省里按察司衙门。
由于这些都察御史都是干些得罪官员的事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各地地方官员无数双眼看着,只要违规了,那么参他们的折子就会像雪片一样涌到朝廷来,因此,这些都察院系统的官员,个个都是小心行事,仔细在仔细,谨慎再谨慎的。
除了这个系统外,民情系统专管百姓们的申诉,只要地方官员违法有百姓申诉到民情司,那么民情司可以有权根据投诉案件的轻重,直接将案件转送至都察院系统,由他们出面处理。如果是反映一些朝廷政策是否适合地方的事情,则由民情司直接上奏给内阁,内阁再票拟给夏云,这样可以及时调整政策,解决民生问题。
至于东厂那肯定是夏云自己亲自统领,直接管辖,东厂只是监督和搜集情报,并不申诉官员、抓捕官员和审讯官员,说白了,东厂是夏云了解国内各地情况的一个工具。
有了这些部门,让朝廷的政策很快得以实施,一些个不法官员很快就被揪出来,杀头、抄家、罢官、流放、充军等等,这几个月大明上下各地的官道、驿站上面全都是押解犯人的,官员们是叫苦连天,说什么朝廷刑罚过于严苛,官员们无心政事,都在小心翼翼地应付按察、巡按、御史什么的,这样有违圣明仁君的风范,夏云一句话给他们打发了,说是朕要的是大明官清吏明,百姓安康,国家富强,至于那些虚名,统统不要,千秋史笔,如何写随他们去。
可各地老百姓都纷纷叫好,称赞这大明出了好皇帝,百姓们的日子好过了,大明中兴之日可待,对于朝廷职位的调整,各地的儒林士子们也是反响不一的,这几个月以来,由京城《大明皇家时报》作为榜样,各地纷纷建立报刊和杂志,有些书院内部都开办了一些内部刊物之类。
只要不聚众谋反,不骂当今皇上,不进行人身攻击,无叛国之类的言语,按照朝廷颁发的《出版条例》执行,朝廷是不会管的。因此,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就出现了《江南时报》、《大明儒林杂刊》、《时政要闻》、《学子时报》等等各种报纸,这些报纸有些是儒林办的,有些是精明的江南商人开办的,由于夏云鼓励民间畅所欲言,加之明朝末年本来就具备的开放的学术风气,一时间这大明上下文风鼎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谓理越辩越明,通过各种报纸上的争论和辩解,一些个思想、政策好坏,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现在的夏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太监将各地的报纸递上来,先仔细阅读各地报纸上面刊载的一些消息、文章,通过报纸了解各地信息,这一喜好,也影响了朝廷的大臣们,那些个官员,为了揣摩圣意,跟皇上保持一致,也纷纷养成这样的习惯。而朝廷的有些政策也是通过报纸刊载出来,并作详细的说明,以告天下,这样那些文人墨客,学子生员为了前程也纷纷读报,有些水平还在上面发表文章,积累名气。
夏云解决了朝廷的政治问题后,大明经济问题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开源”和“节流”,开源的事情,比较麻烦,但是节流的问题比较好解决,毕竟是删减一些人员和开支,全国上下做到节俭行事。
面临首先需要裁减的就是大明庞大而效率低下的驿站系统,本来大明有一个严格使用官用驿站的规定,各地驰驿均有兵部统一管理,各地官员需要使用驿站、驿卒,必须要兵部审查以后,颁发堪合,也就是通行证,才能够使用,可是到了明朝末年,这些措施就形同虚设,各地官员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纷纷使用驿站。
而根据大明相关制度,使用驿站的费用,都由朝廷报销,这样官员们就不用自己掏一分钱,就大肆地挥霍了,比如使用驿站搬家了,利用驿站宴请宾客了等等,造成国库收入的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驿站驿卒、驿丞等官吏和办事的人员,又是世袭,在籍入册的,由于得不到晋升和对前途的迷茫,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些驿卒们往往又是各地动乱的根本之一,原本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驿卒,后来正因为朝廷裁撤,才愤而投军,最后造反,最终推翻了二百余年的大明朝。
因此,裁撤驿卒,规范驿站的管理,使其发挥原本的交通、信息传递的作用,成为了这次改革的重点,如果改革良好,不仅可以每年省下上百万两的白银,也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运作效率,让驿站为官、为民服务。
为此,夏云召集内阁、兵部、吏部、都察院、民情司等部院衙司堂官,连续开了几次闭门会议商讨改革办法,最后经过仔细的斟酌,朝廷改革驿卒的措施下来了。
这次改革的步骤首先是严格执行驿站使用规定,要求兵部对于各级官员使用驿站的看合的审批,是从严从重把关,除非公事,其他一律不得使用堪合,每个月兵部对各地使用堪合的数目进行核对,各地官员按需申请领取堪合,不得私自发送。
第二,对于那些因告老还乡,因病辞世,回乡埋葬,丁忧等事物的官员,朝廷可以发放一定的费用,他们可以租用民间的行脚车夫,来帮忙解决运输问题,或可以使用驿站的民用系统,但是依据市场行情支付价格。
第三,对于驿站人员,裁撤两部分,年纪超过五十岁的,年老病弱者勒令回乡,朝廷可发银十两,作为遣散的资费。
对于年纪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朝廷令其改为民用驿卒,专事民间的书信、物品、钱粮等方面传递和运输事物,也就是民用化,这些可以对外承揽业务,实行市场化操作,由兵部专设民办司来管辖,各地直接归布政使司衙门负责,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作驿站的建设开支,一部分地方可以提留,另外一部分则上缴国库,具体的分配比例为三、三、四,也就是驿站和地方分别获得三成,另外四成上缴国库。
剩下年纪较轻的驿卒则专事官方文件的传递,办公事的官员们接送,军情、民情和全国紧急情况的传递,所有规则具按原来的办理,官员们所耗的费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象现在的报销制度。
制度出来了,驿站的风气有了很大的改观,效率提高了不少,虽然开始时安置人员花费不少,那只是一次性支出,每年为国库省银一百三十万两,后来由于经营管理的严格,还逐渐产生了收入,这次民用化的试点,为以后成立大明邮驿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也有官员置若罔闻的,比如湖南巡抚马国璋,在外出巡视之后,擅自用驿站宴请宾客,被罢职回乡;江西成国公徐泽生,仗着是皇亲国戚,利用驿站出去郊游,并且使唤驿卒帮其搬运物品未能支付钱银,被撤掉封爵,乏银一千两等等,这些类的案件,大大地打击了朝廷官吏和皇亲国戚们的气焰,制止住了原本腐烂不堪的驿站系统,提高了情报、文件的传递效率。(未完待续)